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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第1页）

十点钟休息时，莫沙伊·亚沙尔，一个瘦高、忧伤、戴一副眼镜的十六岁男孩去见他的老师大卫·达甘，请求老师批准，放学完成作业后去探望父亲。他计划和在奥尔耶胡达的亲属一起待一个晚上，第二天四点半起床，赶头班大巴回到基布兹，不耽误上课。

大卫·达甘拍拍孩子的肩膀，温和地说：

“去看亲戚让你和我们疏远了。你基本上已经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了。”

莫沙伊说：

“他是我父亲。”

大卫·达甘思忖片刻，点了两下头，好像同意自己的说法，问：

“告诉我，你学会游泳了吗？”

男孩盯着自己的凉鞋，说会游一点。他的老师说：“别把头发剪这么短。脑袋上顶着这些头发楂子让你看上去像个难民。你该像其他男孩子那样理个像样的发型。”

他稍加犹豫，善意地加了一句：

“好。去吧。明天第一节课之前一定回来。你在那里要记住：你现在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了。”

莫沙伊·亚沙尔是我们基布兹的寄宿生。一位福利工作者把他带到了我们这里：他七岁丧母，父亲病倒后，吉瓦特乌勒加的叔叔萨米收养了几个孩子。几年后，他的叔叔也病倒了，福利事务所决定把几个孩子分别送往不同的基布兹生活与读书。莫沙伊开学时来到耶克哈特基布兹，他身穿一件朴素的、没有衣兜的白汗衫，扣子一直扣到脖颈，戴了顶黑色的贝雷帽。他很快便学会了像我们一样光脚走路，像我们一样穿短裤、背心。我们让他参加艺术俱乐部和时事讨论组。他身材细高，行动灵活，也在篮球场大显身手。但是他总是像个外人：当我们夜晚突袭食品储藏室搜寻宝物搞个豪华的午夜派对时，他从来不去。放学后，我们都去劳动，而后去父母家里度过整个晚上，莫沙伊则一个人待在自己的房间做作业，不然就是去俱乐部，眼镜滑到了鼻子下面，把所有报纸从头至尾读个遍。当我们夜晚躺在草坪上，在星光下唱起怀旧的歌曲时，只有他不把头枕在女孩子的大腿上。开始时，我们称他为“天外来客”，取笑他的腼腆，但几个星期以后，我们不再嘲笑他的见外，那见外中带有宁静与克制。如果有人得罪了他，莫沙伊·亚沙尔会直视冒犯者的眼睛。有时他会用一种冷静的声音说：“你伤害我了。”但是他对工作任劳任怨，时刻准备着去干各种活计：扛东西，搬东西，把东西挂起来。即使那些伤害过他的人有所求，他也愿意提供帮助。几个月后，“天外来客”的绰号消失了，女孩子们开始叫他莫什克。对待女孩子，他有副独特的绅士做派，与我们粗暴的取笑形成强烈的反差。莫沙伊和女孩子说话的样子，让她们感觉身为女孩就有某种奇妙之处。

学校每天早晨七点上课，一点钟放学，我们在学校餐厅吃午饭，而后换上工作服。每天两点到四点，我们在基布兹的各个部门劳动。莫沙伊在养鸡场干活，与我们许多人不同的是，他从不要求调换工种。他很快便学会把饲料撒在槽里，从架子上的母鸡铁丝笼里捡鸡蛋，把鸡蛋装在纸盒里，把恒温器放进孵化室，喂小鸡，他甚至给母鸡注射疫苗。养鸡场的老工友施雷加·谢特肖帕特和茜斯卡·霍尼格非常喜欢他。他动作敏捷，工作努力，安静，仔细，周到，从来没有打碎过鸡蛋，或者忘记把干净的锯末撒在饲养小鸡仔儿的孵化室，从来不迟到，没请过一天病假，也没因为任何理由旷工。

大卫·达甘对另一位老师丽芙卡·里克瓦说：

“是啊，我允许他在今天下班至明天第一节课之间去看望他的父亲，尽管我并不特别愿意他外出。”

丽芙卡说：“我们得劝说他与他们断绝往来。他们在拖他的后腿。”

大卫说：

“我们来到这个国家后，就把父母抛在脑后了。一下子把他们从我们的生活中去除，就是这样。”

丽芙卡说：“那男孩品质优秀：安静、勤奋，容易和人相处。”

大卫说：“总之，我对塞法尔迪犹太人的看法非常乐观。我们得对他们多投入，但是投入应该得到回报。再过一两代人，他们会和我们一样。”

大卫·达甘答应给他假后，莫沙伊急忙回到他和塔米尔、德罗尔合住的房间。十分钟课间休息即将结束时，他已经整理好一个小包，里面装着内衣、袜子、一件备用的衬衣、牙刷和牙膏、一本加缪的《鼠疫》，以及他那顶破旧的黑贝雷帽，他一直把贝雷帽藏在衣橱左边的格子里、塔米尔的格子下边一堆衣服底下。

课间休息后，他们上了历史课。老师大卫·达甘讲了法国大革命，细说了卡尔·马克思的观点：那是一场必要的、不可避免的、以消灭阶级社会为目标的历史革命的前兆和初级阶段。吉戴恩、莉拉赫和卡米拉举起了手问问题，大卫·达甘给予了坚定而详尽的回答。“给我一分钟，”他说，“我们可以把事情理顺。”

莫沙伊擦干净眼镜，有闻必录——他是一个认真的学生——却克制自己不问问题。几个星期前，他在学校图书馆看了几章《资本论》，他不喜欢卡尔·马克思：他觉得几乎每个句子后面都出现一个惊叹号，这些惊叹号震慑了他。在莫沙伊看来，马克思主张经济、社会和历史律法与自然法则同样清晰、不可改变。仅是自然法则不可改变这一点，也让莫沙伊疑虑重重。

当莉拉赫说要进步就会有牺牲时，大卫·达甘表示同意，补充说历史绝非花园里的招待会。流血令莫沙伊反感，花园招待会对他也没有特别的吸引力。他没有参加过一场花园招待会，但他也从不愿意参加。同学们回家和父母团聚时，他把空闲时间全部用来坐在空荡荡的图书馆读书。他读的书中，有一本译作《我们孤独地死去》，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如何在冰天雪地的北方逃生与幸存，作者是大卫·霍华德。读书引导他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多数人需要更多的温情。这些想法在上法国大革命课时充斥在他的脑际。上完历史课后，还有三角学和农业。这些课都上完后，我们就冲出教室，直奔房间，穿上工作服，急不可耐地跑到饭厅吃午饭。

午餐有菠菜馅饼、土豆泥、酸黄瓜和熟胡萝卜。我们饿了，因此狼吞虎咽地吞下面包，索要更多的土豆泥。每个桌子上都有一大瓶冷水，因为天热，我们每个人都要喝上两三杯。苍蝇在我们的脑袋周围嗡嗡作响，巨大的、布满灰尘的电风扇在上方打转儿。甜点是煮熟的水果。吃完饭后，我们收拾起餐具，放在通往洗涤间的窗口，而后去干活：塔米尔去车库，德罗尔去饲料厂，卡米拉去育婴室，莉拉赫去洗衣房。

莫沙伊穿着满是灰尘的工作服和散发出鸡屎味的鞋子，穿过柏树路，经过两个废弃的牛棚和一个铁皮顶的披屋，来到大养鸡场。即使还隔着一段距离，养鸡场的气味就已经包围了他：鸡屎、饲料灰尘、黏在金属铁丝网上的鸡毛味儿，混杂着过度拥挤和令人窒息的模糊气味。茜斯卡正在等他，她坐在一个小凳子上，把鸡蛋按照大小放进纸盒里。莫沙伊向她致以问候，告诉她，今天下班后他将坐四点钟的大巴去看望父亲。茜斯卡说，她年轻时，只是在某一天离家去往以色列，加入了基布兹，因此她实际上从来没有和父母告别。纳粹在立陶宛把他们杀害了。“你家究竟在哪里呢？”茜斯卡问莫沙伊，“他们住在某个移民营？”

莫沙伊用一种低沉平稳的声音把这里人问他时说的话又复述了一遍，他母亲去世了，父亲病了，叔叔也病了，因此他和兄弟姐妹们被送进了不同的基布兹。他一边说话，一边把饲料车推到大饲料箱下，把饲料箱装满。他顺着两排鸡笼之间的小道向前推饲料箱，把饲料装进饲料槽里。笼子下面塞满了鸡粪。在任何一个笼子里看到死鸡，他都会把笼子打开，把死鸡拿出来，轻轻放在身后的混凝土小道上。等到把所有的饲料槽装满饲料，他会回头收敛死鸡的尸体。空中弥漫着低沉的呻吟声，就像笼子里的母鸡两只两只地挤在一起，发出微弱、持续、不知所措的悲音。时不时会从某只笼子里传来一声恐惧的尖叫，好像一只小鸡突然猜出这一切该如何结束似的。毕竟，世上从来没有一模一样的两只鸡。它们在我们眼里没有什么区别，但实际上它们之间的区别与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一样，自从创世以来，就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造物被创造出来。莫沙伊已经决定有朝一日做一个素食主义者，甚至是一个严格的素食主义者，但他一直拖延着，因为在基布兹的男孩子里，做一个素食主义者谈何容易。即使没做素食主义者，他也得夜以继日地像其他人那样努力工作。伪装。不外露。他想到吃肉的残忍，想到这些母鸡的悲惨命运：注定紧紧挤在铁丝笼子里终其一生。莫沙伊想，有朝一日，下一代人会管我们叫刽子手，无法理解我们竟然吃与我们近乎同类的生灵的血肉，使之不能触摸大地，闻嗅绿草，在自动孵化器里将其孵出，在拥挤的笼子里将其养大，强制喂养它们，把鸡蛋偷走，不得孵化，最后切开它们的喉咙，拔掉它们的毛羽，一条腿一条腿地将其撕裂，大快朵颐，流着口水，舔舔嘴唇上的脂油。几个月来，莫沙伊一直盘算着要打开一只笼子，鬼鬼祟祟地偷出一只小鸡，只偷一只，藏在衣服里，避开茜斯卡和施雷加警觉的眼睛，偷偷地带出鸡场，在基布兹篱笆墙外把它放了。可是一只被抛弃的小鸡在田野里能干什么？夜晚，胡狼会将其撕成碎片。

他突然对自己感到厌恶，他经常有这种情绪，其原因多种多样。而后他又因自己的厌恶之情对自己产生反感，轻蔑地称自己心肠软，那是大卫·达甘有时用来形容那些畏惧革命的必要残酷性的人的。莫沙伊尊重大卫·达甘，大卫是一个固执己见、讲原则的人，他用父亲般的羽翼呵护莫沙伊和学校里的其他学生。正是大卫·达甘欢迎莫沙伊来到耶克哈特基布兹，温和然而坚定地引导他走进新生活。是他让莫沙伊参加了艺术俱乐部和时事讨论组；莫沙伊刚来基布兹时，遭遇其他孩子的嘲弄，是他严厉地加以阻止。莫沙伊和我们一样也知道大卫和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孩、电工的女儿埃德娜·阿塞洛夫住在一起。大卫的生活里有许多女人，尽管莫沙伊为此感到震惊，但他对自己说，毕竟大卫·达甘不是普通人，与大家不一样，他是一位哲学家。他不会对大卫品头论足，他对他如此感激。但是他确实奇怪。他不止一次把自己放在大卫的位置上思考，但他永远想象不出老师想到女人和女孩子时那随意的权利意识。他想，不只是社会革命，也不是大卫所说的残酷的终极革命，可以实现大卫那样的人与我这样的人之间的平等，他们不费吹灰之力便可以获得女人的青睐，而我甚至在想象中也永远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