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你觉得自己多么精明能干,也得从某个地方着手:某个名字,某个地址,某个社区,某种背景,某种环境,某个参照点。但我手上有的只是一页皱巴巴的黄纸,上面写着:“我不喜欢你,V医生。但眼下你是我需要的人。”单凭这页纸,我等于在太平洋里捞针,花一个月遍访列在半打县医疗协会名单上的成员,到头来只落得两手空空。在我们的城市里,江湖医生像豚鼠一样繁殖得很快。以市政府为中心,一百英里之内有八个县,每个县里任何一个小镇都有医生。有些医生名副其实,有些只不过是通过函授课程取得资格证书,可以挖挖鸡眼,或者在你背脊上蹦跶蹦跶。名副其实的医生有些富有,有些则挺穷,有些讲医德,有些则不一定讲究得起。家里有钱的初期酒精中毒病人是懒得使用维生素和抗生素的糟老头们的财源。但没有线索真是无从下手。我没有线索,艾琳·韦德要么没有,要么不知道自己有。而且,即使我发现有人符合条件,名字也以V开头,事关罗杰·韦德,那也完全可能是个虚构出来的人物。那个句子可能是韦德醉眼迷离时脑子里碰巧闪过的东西,就好比提到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有可能只是一种特别的道别方式。
这种情形下,小人物就得求助于大人物的脑瓜了。我于是打电话给贝弗利山庄卡恩机构的一个熟人。卡恩是个时髦机构,专门护卫上层阶级——所谓护卫,几乎涵盖了一只脚踏进法律禁地的任何事情。那家伙名叫乔治·彼得斯,他说如果我能很快把事情说清楚,他可以给我十分钟。
卡恩机构位于一栋粉红色四层建筑的二楼,占了半个楼面。电梯门开关由电子眼自动控制,走廊凉爽而安静,停车场每个车位都标有名字,前厅外面有位药剂师,配安眠药配得手腕都肿了。
门外侧是浅灰色的,镶着凸起的金属字母,醒目锋利如一把新刀:卡恩机构。杰拉尔德·C.卡恩,总裁。下面是一行小字:入口。像是一家投资信托公司。
进门是一间小而难看的接待室,但这难看是花足了心思和金钱的。家具是猩红和深绿色的,墙壁是沉闷的布伦兹维克绿;墙上挂的画装了镜框,镜框也是绿色的,但色调暗了几度。画面上是几个骑着大马正要疯狂地越过高高的篱笆的红衣人。另外有两面没边框的镜子,上面涂了薄薄的一层叫人看了不舒服的淡粉色。打磨得锃亮的白桃花心木桌上放着新到的杂志,每本都套了透明塑料封皮。布置这房间的家伙一定“色”胆包天。他有可能穿红辣椒色衬衫,配桑葚紫裤子、斑马纹鞋,大红内裤上还用亮丽的橘红丝线绣着姓名首字母。
这整个房间只是个门面。卡恩机构每天至少要向每个客户收一百块,客户要的是上门服务,他们才不会坐在接待室里。卡恩是个退伍宪兵上校,一个白里透红的大个子,结实得像块木板。他曾邀请我加入,可我还没走投无路到那种地步。当浑蛋有一百九十种招数,卡恩没有哪种不精通。
磨砂玻璃门拉开了,一名前台接待瞧着我。她脸上挂着职业性的笑容,还有一双能看清你裤兜里的钱夹中有几张钞票的眼睛。
“早上好。请问能为你效劳吗?”
“找乔治·彼得斯,我姓马洛。”
她将一本绿皮本子放在台子上。“他是否在等你,马洛先生?我没在预约登记本上查到你的名字。”
“是私事。我刚跟他通过电话。”
“明白了。你的姓怎么拼,马洛先生?还有你的名字呢?”
我告诉了她。她写在一张狭长的表格上,然后把表格的一边插进计时钟。
“这是做给谁看的?”我问道。
“我们这里非常注意细节,”她冷冷地说,“卡恩上校说过,你永远料想不到芝麻小事何时会变成致命大事。”
“或者反过来。”我说,但她没有领会。她做完登记,抬头说:“我会向彼得斯先生通报你来了。”
我说我很荣幸。过了一分钟,嵌板上有道门打开了,彼得斯招呼我走进一条漆成战舰灰的走廊,两侧是一格格小办公室,像囚房一般。他的办公室天花板上装了隔音设备,一张灰色铁书桌,两把配套的椅子,灰色台子上放着灰色录音机,电话机、笔架、墙壁和地板是同一种颜色。墙上挂着几幅镶了镜框的照片。一幅是卡恩头戴雪花莲式钢盔的戎装照;一幅是卡恩身着便装坐在办公桌后面,一脸高深莫测。还有一幅励志小匾,硬邦邦的字体,灰色底纹。上面写着:
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卡恩机构的侦探必须维持绅士仪表和谈吐。没有例外。
彼得斯两大步走到房间另外一头,挪开一幅照片,背后墙壁里嵌着灰色的麦克风拾音器。他把它拉了出来,拔掉接线,再塞回去,然后把照片移回原位。
“我会立刻丢掉饭碗,”他说,“要不是那狗娘养的解决一个演员醉酒驾车的案子去了。所有的麦克风开关都在他的办公室里。这鬼地方到处都布了线。有一天早晨,我建议他在接待室的一面半透明镜子背后装上红外线缩微胶片照相机。他不怎么有兴趣。大概别人已经装了。”
他在一把灰色硬椅上坐下。我瞧着他。他是个手脚笨拙的长腿男人,瘦脸,发际线正在后退。他皮肤粗糙,像是常年在户外饱经各种气候磨砺的样子。他有一双深邃的眼睛,上嘴唇和鼻子差不多一样长,一笑起来,从鼻孔到宽嘴巴的两个嘴角便拉出两道深沟,脸的下半部就消失在沟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