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第15部分（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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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热爱和平》（2）

阙文很聪明，摄影和暗房技术都挺好，那时候也没有电脑，全凭自己的悟性和功夫。有时候他会把照片拼接上，拼得十分独特：他把照片撕开，撕的时候只撕药膜，薄薄的一层，然后再粘上。由于撕的是药膜，粘起来很容易，而且几乎看不出来痕迹！

阙文那一次拍了整整一卷，只有这一张男孩女孩的表情最好。原底是黑白片，后来制成招贴画时上了色。

对自己为什么后来去搞电影，阙文回忆说：

我就想去做电影。正好那年有苏联专家伊万诺夫来北京电影学院招生，看了我这张照片后，就鼓励我报考电影学院。我就这样进了电影圈。

阙文后来就没怎么再拍照片，就是拍了也很少发表，他全身心地投入了电影。但是这张照片已经无可动摇地成为了摄影史上的经典之作。

那个女孩

照片上这两个幸运的孩子也出名了。男孩叫马越，那年不到6岁，女孩叫孟运，那年4岁。照片的影响力太大了，以至于很长时间里他们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我找到了孟运。如今她是一名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工程师。还是那个胖乎乎的样子，性格开朗，非常健谈。家里养着数以百计的金鱼外加两只大猫。不知那猫看着那么多鱼有什么想法。面对无数的来访者，孟运没有感到厌烦，仍然是热情地翻出老资料，讲述那些幸福的经过。

我4岁时，阙文叔叔给我们拍了那张照片，从此我们就出了名。不断地有叔叔阿姨们来抱我，说这就是那个抱鸽子的小女孩。我那时太小，也没法理解一张照片所起的作用。

上初中时，我妈妈给了我一张剪报，是1954年6月在《新观察》上登的文章《一张招贴画》，作者是萧琦。那上面讲这张画在朝鲜战场上如何鼓舞战士们去浴血奋战的事。我不知读了多少遍，每次都觉得胸中有热血冲击着我，热泪总是夺眶而出。那上面是这样写的：

有一天，我走进最前沿的七班坑道里时，战士们正在团团围着看一封祖国小朋友的来信，他们都被那信里的天真情感打动了。年纪稍大些的杨景春正念得起劲时，忽然从信封里掉出一张纸片，哈，原来是张照片，两个抱着和平鸽的孩子歪着头在笑。来信的孩子在背面写着：“在你们保卫下的祖国儿童真幸福啊，叔叔！”战士们对照片爱不释手，大家纷纷议论着：祖国的孩子真像鲜花一样，长得多好！这俩孩子是哪里的呢？叫什么名字？杨景春听着，眼里闪出了泪花。因为杨景春的两个儿子一个给伪保长摔死了，一个让美国人给炸死了。他英勇地作战，立了两次三等功。他和朝鲜孩子都搞得很熟，敌机轰炸时他就奋不顾身地去救孩子。

一天，七班的阵地上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杨景春和战友们粉碎了多次敌人的进攻，情况很紧急。这时战士谭林富掏出了这张照片，班长看到了，激动地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来宣誓，为了对得起这些可爱的孩子……四五个敌人朝战士谭林富冲来，当谭林富刺死最后一个敌人时，他自己也不行了，他从怀里掏出那张照片递给杨景春说：我不行了，给你，别忘了保卫孩子们！杨景春二话没说，把照片往兜里一放就冲上去了，一口气打死、刺死了十几个鬼子，在敌人群中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他也奄奄一息了。他抓住我的手费劲地说出了最后的话：可惜不知道那两个孩子在哪儿，要不把我那没地方寄的立功喜报寄给他们有多好……

我轻轻地掏出那张照片，我贪婪地看着这两个孩子，他们把和平鸽抱得多紧，笑得多幸福！你们知道吗，孩子，杨叔叔和谭叔叔为了你们，已经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战士们把这张画当成自己的精神财富，让这两个孩子陪伴着自己执行艰巨的任务。人们把它贴到坑道里，战壕里，甚至坦克和大炮上……朝鲜停战后，这幅招贴画又大量出现在工地上，鼓舞着战士们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

作者萧琦当时19岁，是志愿军战地记者。1954年从朝鲜回国后到总政编写《志愿军英雄传》中的《罗盛教的故事》。后来萧琦成了右派，再后来在潇湘电影制片厂工作。1999年，这些人包括拍摄者、主人公、萧琦等人一块在北京聚会了一把，算是了了一桩心愿。相对于许多经历过“文革”的人来说，孟运后来的生活还是相当不错的。

拍完照片的第二年我就随父亲去了长春，1953年我父亲参与一汽的筹建工作。我上小学也是在长春。后来我爸是第一汽车制造厂的总工程师。周围的人都知道我是那个画上的女孩，大家对我挺好，我一直生活在幸福中。我上初中时，有一次跟妈妈到青岛去，那里的海军叔叔们认出了我，说这不是那个抱着鸽子的女孩吗？将来你当解放军吧，热爱和平的姑娘要为和平作贡献哪。这句话被我记住了，初中毕业后我就报考了海军学校。但那时的政治学习、到农村劳动、搞“四清”运动等等占据了大部分时间。结果只呆了一年，我妈就把我转到了张家口的另一个军校去学习了。不久“文革”开始，我们家又被批斗。江青点名批我妈妈，因为我妈是从延安来的，我也就上不成学了。最后给我的结论是“受二月逆流黑思潮影响，犯了严重政治错误”。

1975年，我进了工厂当钳工。后来清华大学开门办学，到我们厂招生，就把我给招上了，算是倒数第二代的工农兵大学生。这样我就在清华学了无线电技术，毕业后又回到了这个厂子。1982年我到了中国科协工作，后来又学习了英语，1987年去了美国。由于“文革”误了我们那么长时间，我就发奋地学习、工作。

《我们热爱和平》（3）

到了美国，有一次我的车子坏了，来了几个中国人帮我修，但是还没弄好。这时来了几个美国人，他们很热情地帮我弄轮胎，一边还问我，“你是朝鲜人吧？”我说我是中国人。他们就说：“我去过朝鲜打仗，你看我这胳膊上还有刺青呢！我差点就留在朝鲜了，因为那里有我喜欢的姑娘！”他们不知道我就是那个画上的女孩，据说在交换战俘时，美国兵很喜欢志愿军给他们的那张画片。我没敢深问，不知道他们得知我就是那个画上的女孩的话，该是什么心情。1998年，我回到了北京。

孟运是幸运的。拍照片那会儿，她长得胖乎乎的，黄黄的头发，非常可爱。本来幼儿园女孩子们的发型都是统一的、剪得很短的“娃娃头”，只有孟运是梳小辫儿的—因为她是幼儿园园长于陆琳的女儿，有这么一点“特权”。

从美国回来后，孟运还翻译了一本18万字的小说《遭遇死亡》，已经出版。目前她是北京华联汽车公司副总经理，同时还兼任着北京职业商贸学院的秘书长。她的母亲于陆琳从北海幼儿园园长的岗位上离休之后创办了中华社会大学并任校长，也就是现在的北京职业商贸学院。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教育家。

孟运的父亲孟少农是中国著名的汽车专家，曾任一汽总工程师、二汽的总工程师和副厂长，是中国汽车界的第一个学部委员（院士）。他还促成和创办了吉林工业大学、陕汽职工大学和湖北汽车工业学院，为中国的汽车工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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