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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 如何研究经济史（第1页）

一

今天我讲“如何研究中国经济史”。在讲入正题之前，我先要阐述一下中国历史传统对经济问题所抱一项主要的观点，即是物质经济在整个人生中所占地位如何？经济对于人生自属必需，但此项必需亦有一限度。亦可说，就人生对经济之需要言，并不是无限的。经济之必需既有一限度，我姑称此限度谓之是经济之水准。倘经济水准超出了此必须限度，对人生可谓属于不必需。此不必需之经济，我姑称之谓是一种超水准之经济。它既已超过了人生必需的限度，这便是无限度，亦即是无水准可言了。

低水准的必需经济，对人生是有其积极价值的，可是不必须的超水准经济，却对人生并无积极价值。不仅如此，甚至可成为无作用，无价值，更甚则可产生一些反作用与反价值。此种经济，只提高了人的欲望，但并不即是提高了人生。照人生理想言，经济无限向上，并不即是人生的无限向上。抑且领导人生向上者，应非经济，而实别有所在。此一观点，实乃中国人对于经济问题之一项传统观点，其在中国经济史之发展过程中，甚属重要。我们要研究中国经济史，必须先着眼把握此点。此亦中国历史所具特殊性之主要一例。

中国以农立国，只有农业生产为人生所最必需，乃最具低水准经济中所应有之积极价值者。昔英国社会学家詹姆斯撰有《社会通铨》一书，彼谓社会演进之顺序，首系游牧社会，次为农业社会，再次始为工商社会。其实此说并非完全恰当，因由农业社会进入工商业社会后，农业仍不可缺。若一社会脱离了农业，此社会即无法生存。至于近代帝国主义下的社会，凭其超水准经济来推进其殖民地征服，此项事实，不可为训。

马克思继承詹姆斯之后，似乎他的眼光，也都注重在工商业方面。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主要在从工业生产中，指出一项剥削劳工的剩余价值来。马克思虽提倡唯物史观，但其眼光所到，似乎并未看重到农业，亦未为此农业生产在他的理想社会中作一好好的安排。今天共产社会所最感烦扰棘手不易解决的问题，亦即在农业问题上。可见近代西方学者论社会，论经济，都不免太过侧重于工商业，而忽略了农业，这实是一大纰缪。

中国又是是个大陆农国，物资供应，大体上可以自给自足。中国古人，似乎很早就觉悟到我上面所说低水准经济之积极价值方面去。正为对于人生的低水准经济需要易于满足，于是中国历史很早就轻松地走上了一条人文主义的大道。中国的人文主义，亦可说是人本位主义。因此中国历史上各项经济政策，亦都系根据于其全体人群的生活意义与真实需要，而来作决定。农业经济，最为人生所必需。其他工商业，则颇易于超出此必须的水准与限度以外，而趋向于一种不必需的无限度的发展。如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般，人生似乎转成追随在经济之后。经济转为主，而人生转为副，这是本末倒置了。

中国的历史传统，常能警惕地紧握着人生为主而经济为副的低水准的经济观。故谈及经济问题时，常特别注重于“制节谨度”这四个字。节与度即是一水准，制与谨则是慎防其超水准。中国人传统意见，总是不让经济脱离了人生必需而放任其无限发展。此项发展，至少将成为对人生一种无意义之累赘。一部中国经济史，时常能警惕着到此止步，勒马回头，这是一大特点。

故中国经济的理想水准主在平。中国人言：“贫而乐，富而好礼。”此贫字，其实即是一低水准。由有富而始见其为贫。富者，则求能好礼。礼之意义，亦即在求其平。故中国社会之人生标准，主要即在其求平而乐，其最终标准，则曰“天下太平”。

二

西方历史主要即在求不平。中古时期封建社会崩溃以后，即产生了自由工商业。其实在中国，大体上，亦有此相似趋势。当战国以下，古代封建政制崩溃，社会上便兴起了三种新势力。直到汉代，其情势甚为显著。在太史公《史记》中有《儒林》、《货殖》、《游侠》三列传。儒林传中人物，属于“士”之一阶层，乃由战国游士演变而来。只是由列国分争时代的游士，演变为大一统政府下安心归集于同一中心之下的儒士，这一不同而已。要之，士的势力，在当时已几乎代替了古代的封建贵族的势力，但亦只代表着其一部分之势力而已。

其第二类则为自由商人，在战国时如陶朱公、白圭，下逮吕不韦以邯郸大贾，位至秦相。可见当时商人势力之大，已骎骎乎超过封建贵族之上了。太史公《货殖列传》称此一批人为素封，即指其凭借财力来代替以往封建贵族在社会上之地位。虽没有封地，而等如有封地，故谓之素封。

其第三类为游侠，此种人在西方历史上并没有相类似之发展。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游侠之背景先近似于士之一类型，而终究则归属于工商业货殖传一类型中。不过游侠所为，乃是专在营干冒犯政府法令之工商生利事业，故当时称之谓“奸”。举例言之，如入山开矿、铸钱、烧炭、掘冢等。此类事业，都是结集群体劳力来从事违法的生产。太史公《货殖列传》中亦云：“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兼并，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如骛，其实皆为财用。”这一番叙述，已指出汉初游侠行径与货殖中人之异途同归了。

此三类人物，显然就是古代封建贵族崩溃以后，社会上新兴之三流品。当时惟儒林中人物，只在农村里面半耕半读，安分守己，不失一平民身份。而那些商贾游侠，则无不交通王侯，奴役平民，在社会上占有绝大势力。但自武帝重儒生，开始组织士人政府，一辈士人所抱的观点，乃在政府中活跃呈现，遂开始来禁绝游侠，裁抑商人，使此下的中国社会，走上一条与西方历史绝不相同之路向。正因为中国的士，尤其是儒家，他们都抱有一番如我上述的经济观点。此种观点，当然导源于农村社会者为多，酝酿于工商城市者为少。由于抱有此种观点的人物，出来站在政治上层作领导，遂使此后中国社会，乃别有一种颇为特殊的发展。兹姑举先秦时代三本在后代最显著最流行的儒书中所言，来代表当时中国人对经济意见之一斑。

三

一、《论语》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此两语，在中国经济史上，两千年来，乃为国人最所服膺之一番理论。即使我们把来用诸今日，仍觉切中时弊。我们也可说，20世纪在世界并不穷，人口生殖率也不弱，所患只是在不均和不安。我们当知，若专从经济着眼，一切仍只以经济为主，则此后世界将永远无法得均得安。孔子此语，虽说的是经济，但主要着眼处则并不在经济上。

二、《大学》云：“有得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此处之所谓德，即是《大学》开首所谓明明德之明德。人类有此明德，才可相结集。人之结集，即是土地拓展。土地拓展了，则不患财用不充足。近代西方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则与此正相反。因于财用观点而拓展土地，而奴役人民，而斵丧明德，这就本末倒置了。《大学》此几句话，亦与近代人提倡的户口政策不同。近代人认为须有足够的土地，才能维持适当数量人口的生计。因此人口数量不该超过有限土地所能承担的生产力。在中国过去社会，此项理论殊不适用。因过去中国是一大陆农国，人群和合了，同时即是土地展拓了，也即是财用充裕了。因此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大学》这一番理论，贡献给此下中国作为一种传统的经济政策之张本，我们不可不注意。

其三、荀子云：“圣人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二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主张，我们的物质欲望不可超过现有的物质限度。当然现有的物质限度亦须能适应现有人之物质欲望。在此两者间，须能相互调节。使人的内心欲望与外在物质生产，双方相持而长。荀子此番话，亦是一种人文本位的经济理论。可以说，中国人一向的经济理论，都是以人文本位为立场，或说是以道德主义或礼义主义为立场的。人生的欲望，本可无限地扩张提高，但欲望无限提高，并非人生理想所在。若使物质经济常追随于人生欲望之后，而亦求其无限提高，此将使人生永成一无限。无限向前，却是无限的不满足，与无限的无休止。此将是人生之苦痛与祸害，决非人生之幸福与理想。故领导人向前者，应属之于道德与礼义，不应属之于欲望与经济。人之种种欲望与物质经济，同须受人生理想与道德之领导。

四

此项理论到汉代时，又出了几位有名人物如贾谊、晁错、董仲舒等，彼等之政治抱负与经济理想，大体言之，均是因袭上述儒家思想而来。我姑举董仲舒所言以资证明：

董仲舒云：“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使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当知社会决不能绝无贫富相差，但当使富者仅在社会上能表示其地位之较高而止。如大政治家、大艺术家、大科学家等，他们在社会上贡献比别人大，自当获得一份比别人较高的地位与待遇。此种差别是有理由的。即如当前共产主义国家里面，岂不是此辈人之地位与待遇仍然高出常人吗？此等差别，我们实无法反对。只是不要让人由富生骄，丧其明德，则于己无益，于人有害了。至于穷人，与富相较，则自见其穷。既有富，必有贫，亦所难免。但也要使贫者能获得他们低水准的必需，有他们低限度的生活，不要让他们内心老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