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做了一项调查,我们给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们寄去了100封信件,信中写道:
“我正在写一本关于愚蠢和聪明的书,并猜想阁下很乐意回答我提出的问题:你所做过的最愚蠢的事是什么?
我的意思是真正聪明的人也有犯傻的时候。
我们收到了回信。
哈佛大学:两封。
斯坦福大学:一封。
哈佛大学的J。H。H。韦勒教授在回信中讲道:“回答你的问题需要列一个长长的单子。”
斯坦福大学的汤姆·沃索教授在回信中写道:
“在1982年,我应邀前去日本东京参加国际语言学会议并做报告,我同时也答应了在当地的其他大学做报告的请求。
在我出发的前一夜,我的妻子问我去日本是否需要办理签证,我当然认为不用办理了。
第二天,当我在机场办理登机手续时,服务员通知我不能登机,因为我没有签证。他告诉我必须在当天下午到旧金山的日本领事馆请求他们迅速给我办理签证(当时正好是周五,周末他们是不上班的)。
因为我即将错过那次航班,我不得不返回航空公司重新定票。万般无奈,要在一个下午办好事情,看来已没有什么指望。我将放弃这次出行计划了。
我茫然不知所措地走出机场,上了一辆汽车。当汽车上了高速路时,它是朝着北方开去(向着旧金山方向),而不是开向我要去的南方(硅谷的发源城市帕洛阿图市,我家所在地)。
到了旧金山,我想我还是可以尝试一下看能否搞到签证及改换航班机票。使我大为吃惊的是,那个下午我居然成功了,只是晚一天抵达日本。
这件事在我一生中非常特别,它至少可以说明一点:我很幸运。同时我也做了两件愚蠢之事(没有提前办理签证及搭错车),这两件事总的看起来可以相互抵消。”
哈佛大学的尼古拉斯·万德尔奠威教授(考古学家)在回信中说道:
“我在南部非洲长大,我在那儿做野外考察工作。我的同事说我是生活在异国肮脏的考察现场的一个出色人物。但并非人人都这么认为。然而,起码说我可以算是一个考古先锋,我乘坐独木舟考察过亚马逊河和奥里诺科河以及奥卡万戈沼泽。我还凭借经验知道利用何种交通工具成功地从北部到南部穿越非洲(陆地巡洋舰;海拉克斯四驱车;兰德·路华109)。
我目前居住在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康克附近森林里的一所小屋里。我的信箱在半里开外的地方,我必须驾车经过邻居家的田地才能到达那儿。
去年冬天的一个周日的早上,我放下咖啡,走向车道旁的汽车。我当时穿着睡袍,没有系鞋带,就钻进马自达汽车去取《纽约时报》。
等到了邮箱旁边后,我发现报纸正躺在地上,因此我把车停在附近取报纸。我把车倒到路边,打开车门斜身去拾报纸,我的脚踩着离合器和刹车。
但我从车上掉了下来,汽车的发动机在寒冷的冬日飞速地空转着,自己就跑了起来。它把我邻居的栅栏碾倒了60英尺(约18米),然后冲过草坪在他们的小溪边停了下来,最后自己熄了火。
与此同时,我却在其后紧追不舍,但靠近小溪的潮湿的草地粘掉了我的鞋子。直到最后,我才找到鞋子,坐上了车。
我累得精疲力竭,这个时候,我才发现这辆四轮驱动车第一次发挥了它的作用。我返回原地,拾起报纸,然后回了家。
我还得向邻居解释一切。那还好说,又花钱赔偿了损失。但是,我的野外工作的同事就很难接受,他质问我:“你把脚放到哪个地方了?”
显然地,这些名牌大学的其余197位学问高深的教授就从来没有做过蠢事。或者我们希望他们真的没有做过。
为什么从事高智商职业的人们总是害怕承认弱点、荒唐事及失败呢?他们是担心我们把他们当作普通人看待而降低了他们的知名度吗?是不是像那些原本已很富裕的人为金钱而苦恼呢?
我们搞的这项调查不是为了和几位参与的或者很多只是名义上参与而实际上并没有参与的教授过不去,使他们难堪。
那几位勇敢者的坦诚给我们以安慰,它使人们认识到聪明和愚蠢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完全兼容的。
如果连我们当中最聪明的人也会做蠢事,那么其他的人也就大可不必为自己干的愚蠢之事而自责了。
事实上,我们也应该考虑向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申请教授职位了。
把你的真实感受告诉他人比秘而不宣更明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