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十月了,天气潮湿。从我所住的旅馆窗户那里望出去,我能看到这个灰色的中西部城市的大部分;刚刚,这里的路灯亮了,几幢楼上也亮起了灯,城郊那边高大的烟囱里冒出浓烟,慢慢上升到越来越暗的天空中。这里除了有所大学的分校区——跟主校区相比,真的挺寒碜——此外真是乏善可陈。
我想讲一个故事,那是我在萨克拉门托短暂地逗留时,我父亲讲给我听的。它所涉及的是前两年,在他和我母亲离婚前他卷入的几件破事。可能有人要问我这个故事是否重要到值得一讲——值得付出我的时间和精力,还有你的时间和精力——为什么在此之前我没有讲?对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首先,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是否有那么重要——至少对于我父亲和其他有关的人之外的人来说,是否有那么重要。第二个问题也许更中肯:这个故事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回答起来更难。我承认那天我对父亲态度不好,也许在我本来能帮助他的时候,我却让他失望了。然而又有别的什么告诉我他已经不可救药,我怎么样都帮助不了他,这是那几个钟头让我们都领会的唯一一件事,是他让我——也许用“强迫”这个词更好——往自己的深渊里望了一眼;如珀尔·贝利5所言,一切都不是无缘无故,我们都从经验中学到了这一点。
我是个书本推销员,为一家著名的中西部教科书公司当代表。我的根据地在芝加哥,我的分区包括伊利诺伊州和爱荷华州及威斯康星州的一部分。我当时在参加于洛杉矶举行的西部出版协会大会,我想到——完全是一时心血来潮——在我回芝加哥之前,去跟我父亲待几个钟头。我感到迟疑,因为自从他离婚后,我在很大程度上不想再见到他,但是趁我还没有改变主意之前,我从钱包里找到他的地址,给他发了份电报。第二天早上,我把我的东西寄到了芝加哥,登上一架飞往萨克拉门托的飞机。天略微有点阴,那是个凉爽、潮湿的九月上午。
我过了一会儿才认出他来。我看到他时,他站在门口后面几步远,白色头发,戴眼镜,穿着褐色的棉布休闲裤、一件灰色的尼龙外套,里面是一件白色衬衫,最上面那粒纽扣没扣。他盯着我看,我意识到自从我下飞机后,他肯定就一直看着我。
“爸,你怎么样?”
“莱斯。”
我们很快握了握手,开始走向航站楼。
“玛丽和孩子们怎么样?”
回答之前,我认真地看了看他。当然,他不知道我们已经分居近半年了。“大家都还好。”我回答道。
他打开一个白色糖果袋。“我给他们挑了点东西,也许你可以带回去。没多少东西。一些杏仁硬糖,给玛丽的;一个库提游戏,给埃德的;还有个芭比娃娃,珍会喜欢的,不是吗?”
“她当然会。”
“你走的时候别忘了拿。”
我点点头。一群面色通红、兴奋地聊着天的修女往登机口去时,我们闪到一旁。他老了。“嗯,我们去喝杯酒或者咖啡好吗?”
“听你的。我没车。”他带着歉意,“在这里真的不需要。我打的过来的。”
“我们不用去哪儿,去酒吧那边喝杯酒吧。时间挺早,不过我可以来一杯。”
我们找到了休息室,我挥手示意他进了一个隔间,我则去了吧台那边。我的嘴巴发干,等的时候,我要了杯橙汁。我望向父亲,他的手扣在一起放在桌子上,隔着能俯视停机坪的染色玻璃盯着外面看。一架大飞机正在登机,远处另外一架飞机正在降落。隔着几张凳子那里,一个三十八九岁的红发女人穿了套白色针织裙,坐在两个衣着讲究、比她岁数小的男人之间。其中有个男的正凑近她的耳边告诉她什么事。
“来吧,爸,干杯。”他点点头,我们每个人都喝了一大口,接着点着了烟。“嗯,你怎么样?”
他耸耸肩,摊开手。“凑合吧。”
我在座位上往后靠,深吸一口气。他身上有种悲哀的样子,我忍不住觉得那有点让人恼火。
“我想芝加哥机场会有这个的三四倍大。”他说。
“比那还大。”
“想着就大。”
“你什么时候开始戴眼镜的?”
“不久前。几个月前。”
过了一两分钟,我说:“我想该再来一杯了。”酒保往我们这边看,我点点头。这次,一个穿着红黑两色裙子的苗条而好看的女孩来给我们点酒。吧台前面的凳子全都有人坐了,有几个人穿着职场西装坐在隔间里的桌前。从天花板吊下来一张渔网,里面扔了几个彩色的日本鱼浮。自动点唱机那里,帕图拉·克拉克正在唱《下城》。我又想到我父亲现在独自生活,晚上在一家机械修理厂操作车床,好像那都不是真的。突然,吧台前那个女人哈哈大笑,坐在凳子上身子往后仰,手抓着坐在她两边的那两个男人的衣袖。那个女孩端着酒回来了,这次我和父亲碰杯碰得叮当响。
“我倒想着那件事让我死了算了。”他慢吞吞地说,胳膊重重地放在杯子两边,“你是个有文化的人,莱斯,也许你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