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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er 3 负罪的鲁道夫(第1页)

首先,我必须告诉你,我始终摆脱不了负罪感。恶有恶报,不在此时此地,也会在其他地方。我的报应必将到来,逃脱不掉。不过,你从我这里什么也得不到。一个字也得不到。他们的所作所为将永远是个秘密,没人会发现。他们的行为,倒不如说是罪行,将不会在任何地方被提起——一个字也不会。除了我现在肩负的罪责。我的父母,已经在地狱受煎熬。他们死去很长时间了,此生已经完结,但他们留下了我——生来有罪,活在罪孽中。

最可怕的是那些梦。一到晚上,噩梦就缠住我。总是同样的梦,就像我看了一百遍的电影,人们将我从床上拖起,掠过整个房间,拉下楼梯,塞进一辆汽车里。他们是些穿着条纹制服的人。汽车飞速穿越城市,周围乱乱哄哄,人们又叫又嚷:“好哇,好哇。”有时,我觉得我们穿过了一条街,街上的人都在向我们欢呼。我们来到一幢陌生的房屋前。我被沿楼梯推入地下室。他们剥去了我的外套,将我推进一个房间。门在背后关上了。我还要讲讲那间屋子吗?

墙上是正在淋浴的人头,五官中喷涌出一些东西,发出嘶嘶的响声,像是撒气的自行车胎。我无法呼吸,我想我要憋死了。我冲到门口,想打开门,门格格作响,我尖叫着,眼睛在燃烧,接着我就惊醒了。通常我会起身,不再上床。我难以继续入睡,因为只要一闭上眼睛,一切就会重演,将我从床上惊起。

有时,我一星期会做两三次噩梦,然后几个月平安无事,然后重新开始。

看医生?我看过十几位。我最喜欢的医生就是那些问我这些梦是什么意思,我认为为什么会做这些梦的。是他们疯了还是我疯了?我是否该告诉他们我……!

有时我想象我成了杀人犯。我随便找个什么人,杀了他,然后到警察局自首。那样,一切都会结束。我将在监狱中度过余生,为我父亲赎罪。他没去那里,因此应该轮到我去。他们会虐待我,揍我,每天让我干一些粗笨的活儿,但这样也比我现在好。瞧瞧我吧,我没犯罪,却过着一种罪人的生活。

我的父母逃到了南美,用新名字、新护照,在“自由世界”中开始新生活。但他们不是默默无闻,绝不是。他们有许多朋友和旧部。我们家从一个城市迁往另一个城市,处处受到欢迎。汽车来接我们,朋友款待我们,新房子以及一切准备停当,新的生活开始了。直到我们再次离去,到另一处安身。我生于1950年,十岁时,我们已经搬迁了四次。此后我们留在了南美国家,一切都稳定下来。表面上他们停止了追踪,或至少他们找不到我们了。说来你也许不信,但后来我们又拿回了德国护照。

今天我是个德国人,一个身为罪犯后裔的德国人。我该被判无期徒刑?就因为我是杀人犯的儿子,父母杀人如麻?我怎么知道他们到底干了些什么?

或许我亲爱的父亲夜间招来集中营的女人取乐,转天早晨又把她送入毒气室,也或许他掩护并帮助了她们。或许我可爱的母亲打发她的司机去服苦役,只因为他没有擦洗汽车,随后又换了一个新司机。

他没有做任何事,她也没有做任何事。归根结底,为什么要大惊小怪?我父亲他们驾驶卡车闯入波兰村庄,围堵犹太人,将他们带到基地,男人站这边,女人站那边,男人挖一道长长的壕沟,女人和孩子脱去衣服,将衣服和珠宝整齐地码放好。一次,只有一次,父亲喝多了,谈论起往事。太可怕了!那时,他们不得不用手枪一一射杀儿童,因为那些愚蠢的士兵将自动枪的枪口抬得太高,只能瞄准成人的脑袋。

天哪,我亲爱的爸爸,多好的人!他讲着讲着就哭起来,他哀哀地说,那日子糟透了,感谢上帝,一切都结束了,但他错了。我亲爱的爸爸,事情永远不会结束。你知道那支歌吗——“他们要来将我带走”?

我不断给自己唱这支歌。我告诉你,他们会来的,他们已经带走了我的父母。他们是1968年在一次车祸中丧生的,一眨眼的功夫就完结了,他们烧得已经认不出本来面目。那场景辉煌极了,像原子弹冲击波。遗憾的是,我没有看到,但我真希望能看到。他们两人都葬在了阿根廷,虽然父亲在遗嘱中说过,他希望葬在德国。我没有按他说的做,我阻止了这件事。他一旦死去,任何愿望都到此为止。再没有命令,再没有通告,葬礼之后的那天晚上,我返回基地,在他的坟上撒尿,又蹬又踏,疯了一样,哭喊着。真可怕!这是我的告别。我再没有回去过。等我死了,我不会葬在那里。

所有这一切发生后,他们怎么还能异想天开生出一个孩子?佯装一个家庭?活着像魔鬼,死了像天使,这怎么可能?我们活得一直很惬意,应有尽有,从来不缺钱。“莱因哈得计划”,你知道这件事吗?在我们邻近,有许多德国人,不少人的过去像我父母一样。所有人都过得不错——住大房子,家里有游泳池、佣人。钱就来自“莱因哈得”。他们一个个都夹带着金银细软从德国跑出来。

我十岁时,老爷子搞起了房地产。他把所有的老伙伴都安顿在近旁。许多人本来已经在这里定居,我们周围的一切都是德国的:德国学校、德国商店、德国朋友、德国玩笑、德语报纸,人们星期日去教堂,随后去酒店喝啤酒。当然,还有奥地利人。但除此之外,我们自由自在。在这里,德国像战胜者,没有一点战败的痕迹。我们只是从电影上看到轰炸后的废墟,而这里,一切都生机勃勃。这里泉水常流,土壤肥沃,是胜利者的天堂。我为什么要降生?你记不记得这个问题?这是约德尔被判死刑后问的。这是个难解的问题,不是吗?

我读过纽伦堡审判中讲的一切。只有弗兰克表示了悔恨。我常常试着想象,父亲会说些什么。我想他不会表示一丝悔恨,也决不会认罪。他清醒时,是个英雄。他是胜利者,讲起话来永远比别人嗓门高,严肃而果断。他从不微笑,总是突然间哈哈大笑,随即又一副严肃、刻板的样子。总之,他固执,做事一丝不苟。厨娘迟到十分钟,就会被解雇。草坪修剪后,他也要检查一番。雇用新的女佣后,他还要教她如何将玻璃杯齐整地码放在壁橱里。

父亲教训起我来,也是有板有眼的。我必须双臂高举,面壁站立。然后,他用一根竹棍打我屁股五下。母亲就站在他旁边看着,打过后将我搂在怀里安抚。父亲一走了之。但完事后,我还得去他的房间认错。谁让我伤害了这位可怜人的感情。

他通常会在桌上小碗里放一些零钱用作小费,不是很多。一次,钱丢了一些,因此,他决定给我们一点颜色看看。饭后,他将佣人们叫进屋里,包括厨师、女佣、花匠。父亲大步踱来踱去,警告说,他们有一小时揭发罪犯,否则,通通解雇。

当时我十二岁。那是我生命中一个重要的日子。我尖叫着让父亲放过他们,因为是我拿了那钱。父亲勃然大怒,他轰走了佣人,疯了似地大叫大嚷。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是用西班牙语讲话的,等于在佣人面前羞辱了他。这是我的第一次小小的胜利,我很自豪,我让大英雄暴跳如雷。

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住着一些犹太移民,都是德国人。我们班上的一半孩子是犹太人,另一半是非犹太人,这一半中的大多数是老纳粹分子的儿女。

但是,我们与犹太人出了校门,彼此便无来往,而且经常大打出手。那是不折不扣的团伙殴斗。我从来不善争斗,我是个矮矮胖胖的孩子,喜吃甜食,每逢打架,必输无疑,是典型的职员子弟。但其他人组成了一个团伙,玩打仗的游戏。他们截住一个犹太人的孩子,暴打一顿,于是,犹太孩子也如法炮制,如此循环往复,了无休止。我从来不跟着掺和,他们也不要我,但无论如何,他们搅得我胆战心惊。

因此,我没有朋友,既不属这一伙,也不属那一伙。我是孤家寡人,像人为维持生存的一个死胎——人工肾、铁肺、塑料心脏,组装在一起,再安上胳膊、腿。

父母生前的最后三年,我伤透了他们的心。他们死时,我十八岁。十五岁时,我傍上了别的男人和男孩。父母知道我是同性恋时,恨不得杀了我,或者先杀了我,再杀了自己。也许他们那场车祸不是一次凭空而来的意外。

“在德国,他们会在你身上别一个粉红的三角。”母亲冲我喊叫。她说的是那时的情况,但时光一去不复返。这里是阿根廷,谁不羡慕我的碧眼金发?我想得到谁就可以得到谁。

所以,你瞧,他们计划的再度落空了。我亲爱的父母在南美的新开端,结果却成了死路一条。最初,一切似乎都大有希望在一个没有战争的国家中重新开始:成功、华美的房屋、朋友、圣诞树、儿童唱诗班、希特勒诞辰、各种节假日。他们不再恐惧。至少在1960年之后,一切都已忘却。生活又恢复到1940年之前德国的轨道上,直到母亲在我床下发现同性恋色情文学作品,直到他们从我这里听到了一些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我让他们措手不及,他们崩溃了。这些正统而又坚强的人崩溃了,垮了。

德国的荣誉毁于一旦。他们意识到我是个同性恋者后,从此精神不振。他们始终没有和我谈起这件事。实际上,我们之间也很少交谈。再没有客人,没有酒店的畅饮,没有狂欢节组委会中的荣誉席位。他们像蜗牛一样缩起来。他们为我感到羞愧。可怜的人,他们一生中第一次感到了羞愧。

我一旦意识到他们有多脆弱,就变得愈发不可控制。我带朋友回家,穿戴得像个相公,在客人面前讲话也一副娘娘腔。我就是存心要让他们受罪。

你真该看到当时的情形。不到几个月,他们就完全变了样。后来,学校以性骚扰的罪名将我踢出了校门。校长召见了我父亲。或许那是他一生中最难熬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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