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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er 4 单纯的约翰内斯（第1页）

我觉得你的观念不对。今天，问题不在于过去的是否已经过去，或我们这样的人是否还留恋它，而在于你、我和我们大家是否消除了心中的仇恨，代之以爱、理解和统一。团队精神、同心协力、相互谅解，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但为此，我们必须永远地抛弃过去，埋葬它，团结起来共同走向新的目标，和平、正义、两性平等、外国劳工状况、失业、裁军，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足够我们忙上很长时间。为什么非要生活在过去中？毕竟，有许多更重要的事情，等待我们德国人去做。就让过去留在博物馆和教科书中吧，我们的精力应当用于此时此地乃至未来，不该为过去耗费心神，因为我们将需要集中全部力量，防止德国陷入新的灾祸。虽然如此，我们却不必去谴责那些仍然留恋过去的人。我们应当去体谅他们的想法，和他们一起用心感受，最重要的是，彼此之间应当坦诚相见。总有一天，爱将战胜一切。爱是唯一的力量，唯一真实的力量。

这篇小短文怎么样？这是我为你今天来而准备的。我想我要对你谈的就是这些。

但我们还是实话实说。我要对你谈谈我自己，直截了当，不遮不掩。我的父母很邪恶，令人作呕，他们的血管里充满毒液，嘴里散发着硫磺味。然而，他们也并非像吸血鬼似的青脸红发、巨齿獠牙。他们和其他遭到杀害的抵抗战士没什么两样。同样的相貌，同样的面容，同样的衣服，同样的发式，从外表上看不出什么标志，而且据我所知，从内心也看不出来。

我父亲为铁路工作。战前、战时、战后，一直如此。身居高位的小官吏，出身低微，一步步爬到最上层，但即使做了大官，骨子里也还是个小官吏——体面、正派、谁也甭打算腐蚀他。最初，他是共产党员，后来成了纳粹，现在又是社会民主党人。他稳步上升，无懈可击，顺顺当当，魏玛共和国时期，他的铁路系统运送罢工的工人，三十年代运送旅客，四十年代运送士兵和集中营囚犯，战争结束后，又是运送旅客。任何人，只要付钱就可以乘车，不管去向何方。他的工作就是他的生命。对他来说，工作表现是一个有形的概念——在一定量的时间内做一定量的事情。光是工作还不够，他为他的工作方式，为他不仅仅是一台机器而自豪。他积极行动而不是应付差事，就像线路上的一个人形开关。他的生活原则也是在一定量的时间内做一定量的事情。你能想象有这样一个父亲的感觉吗？就好像面对一幅现代非写实绘画，你看来看去，觉得弄清了它的形状，但又无法理解它的含义。但你没有放弃，你想要理解它。许多年来，我一直试图理解我的父亲。我几乎就要放弃了，一次突然的机会却让我看透了他的内心。

当时，我十四岁。那年像往年一样，我们到意大利度假。我的父母热爱意大利。我们总是前往亚得里亚海岸的同一处营地。此番唯一的不同就是我们碰上了劫匪。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两个摩托车手在我们从餐馆返回时拦住了我们的车，他们让我们下车，抢了钱和照相机就放我们走人了。前后最多只有两三分钟。

而我的父亲呢？他做了什么？他跪在他们面前，吓得哭起来。他哀哀地求告，请他们不要伤害他，愿意拿什么就拿什么，只要别伤害他……

他的恐惧、懦弱、失魂落魄令我吃惊。胆小怕事，这就是他见不得人的小秘密。他必须永远站在强者一边。还能怎么样呢？

他的生活就是一堂关于生存的直观教学课。他保留了曾经从属的每一个组织的会员卡。他死后我在他的写字台里找到了所有这些证件。每一个组织，他都交足了会费。这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顺应。这是自我的消解，对自我的否认。一旦什么东西似乎要构成威胁，他就会立即归顺过去。

他从来不批评任何人。我从没听过他抱怨纳粹，反对左派或者右派。他没有敌手，他与周围的人、自己的上司，永远同心同德。甚至不用人耳提面命，他已经按照别人的意愿改造了自己。他有一种天赋，可以预先揣摩出那些行将掌权者的需要，随即摇身变化。他对我也是如此。我想不出我们之间有哪次谈话我的心思能够瞒得过去，而不被当场点破。他懂得如何向别人转嫁恐惧。他那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心态，毁了我的生活。我童年时代的种种幻想，始终围绕着如何当一名罪犯而又能溜之大吉。我梦见抢劫银行或者抢人钱财却没人能抓住我。我一心想着神不知鬼不觉地做些案子出来，当个永远有人追捕却从来不会就擒的大盗贼，永远地有惊无险。

在学校里，我开始偷东西。十五岁时，我就有计划地洗劫其他学生的衣帽箱，拿走一切可以拿走的东西——梳子、驾驶执照、铅笔、玻璃弹子，当然，还有钱。我在家中我的桌子里收藏了一大堆。我专门腾出两个抽屉来装这些赃物，并将它们分门别类地摆放整齐。你瞧，我出道挺早。你今天在这次专访中看到的我，是前些年新开始的我。我从事一个无懈可击的职业，像我父亲一样。不过现在，还是让我们回到学生时代。我把偷走的东西存起来，钱就花掉，他们从没能抓住我。当然，人人都知道我们中间有一个贼。校长有一次甚至让警察盘问我们。他们问我们当时身在何处，什么时候离开的学校，但他们根本不可能揭穿我，我就像个戏班子的演员那样撒谎，他们听得句句顺耳。始终没人怀疑我会是罪犯。当然，也没有人会相信我有这份儿可能，我是个普通的孩子，瘦骨伶仃、毫不起眼、衣着整齐、谦恭而随和。但表象之下，却是钢铁。在我身上，体现了不会生事与不想生事之间的细微差别。看上去，平凡的表面下不会隐藏什么复杂的东西。这种天真、幼稚的外表，是我设计的最刺激的伪装，用来掩饰内里那个不折不扣的小贼。

当时，这场冒险似乎大获全胜。我罪案在身却又不受惩罚。不需补赎，没有罪恶感，也用不着辩白，我只管继续偷盗。我的手法越来越纯熟，偷的东西越来越多，收藏也与日俱增。终于有一天，我厌倦了。超群出众同样也会令人厌倦。

我十八岁时，父亲退休，三个月后，他死去了。母亲还活着，靠着父亲的养老金一人静悄悄地过活。一位瘦弱、和蔼的小老太太，她同我说话，就好像我与街上商店的店主、出租车司机或碰巧在汽车上挨她坐着的孩子说话没什么两样。父亲死后一年，母亲告诉我，父亲并非我可能想象的那种和善、正派的人。她对我讲了运送犹太人的事，走向死亡营的旅程。她谈到参与和共同责任，甚至是共同的罪责。她用心良苦，但来得太迟了。还有什么可以补救的呢？沉默的时间太久了。他已经死了，罪人已经死了。我无可奈何，不能为此而与他对证。

母亲用心良苦。她日渐和气，有时甚至充满了柔情。然而，她越是要接近我，我越是避之惟恐不及。她新近对我——她的儿子——滋生的爱意，让我感到无法忍受。我厌恶她时至今日，到丈夫死了，才试图同我开始一种新的生活。父亲已经没有影踪，母亲又不能完全让我满足，而我自己的生活呢？我不知道，很难讲。我想不起什么细节。一切都像钟表走时一样乏味，日复一日，总是老一套——上学、下学、回家、吃饭，家中很沉闷。母亲的口头禅是“你知道——你知道你爸爸不是这个样子”“你知道星期天我们总是七点钟吃饭”“你知道我们这般努力都是为了你好”。

我知道所有这些。我明白他们的心意，他们一心为了美好前景而做出的努力让人感动。我相信父亲确实是这样想的，不管你说他什么，他的种种盲目、他的冷漠、他刻板的生活、每一天、每一个举动都与以前没有区别。正是这些，使他感到高兴。即使如此，他也算不上坏人，至少不是有意去做坏事。并非他想作恶，他只是不敢行善，只要善事与权威稍有抵触，我想他不过是看不出善恶之间的分别。我记得应当是作家埃里克·凯斯特纳说过这样的话，没有什么抽象的善，只有具体的行善。说到我父亲，不妨理解为，没有什么抽象的善，只有没能去行善。

每年圣诞节，我总能收到家制的玩具。父亲会花几星期鼓捣出些什么东西，一辆木制汽车或手推车或其他玩具。送礼时的场景还挺热烈，父亲和母亲站在那里，凝视着我，嘴唇张开，等待我开启玩具的包装。然后，一个漆好的庞然大物就出现在我面前。而且，你不会相信，我真地很喜欢这些。是的，它确实令我激动，至少直到十二三岁时还是如此。每年的其他节日也是这般过的。例如复活节，有一套严格的程式，一些彩蛋、巧克力，藏在房间各个角落。父亲和母亲站在门口，看我找寻礼品，每当我找到了什么，他们就会微微一笑。等到我把所有东西都装进篮子，就被允许每天吃上一个。我从来没想过一天吃两个，或一天都吃光。多少年后，我长大了，才开始对这些周而复始的活动感到惊奇，不过这一切又有什么特别的呢？绝对一点也不特别。我甚至没听过老头子说过任何人一句坏话，没听过种族主义，没听他中伤过黑人或犹太人或同性恋者。

他的身材比我矮些，黑头发向后梳理，贴在头上，像顶着头盔。他的双肩略圆，走起路来老是磕磕绊绊的，但也从没栽倒过。他每两天换一次内衣。每个星期的一、三、五，母亲给他备好干净的袜子、内裤、背心、衬衣，她放什么，他就穿什么。每年五月，他和母亲去买一次夏装，九月，去买一次冬装，我清楚他的每一件行头。他的一举一动都可以预测。没有例外，除了我刚才讲的在意大利的那件事。要不是因为那件事，我永远不会看到他内心的另一面。

我常想知道他们俩怎么在一起睡觉，他们的卧室紧挨着我的卧室。我屋里厚重的衣橱靠在墙上，遮挡住了任何声响，不过，要是我打开衣橱，把耳朵贴在墙上，就会听到两人的动静。就像他们生活中的一切事情一样一板一眼，他们每星期三做那件事。我就数弹簧床的轧轧声。每次数到二十五下，完事大吉。听不见呻吟，听不见叹息。床铺响过二十五下，再想听声响，就得等到下个星期了。他活着如此，死时也如此。一天饭后，他躺下小睡片刻，通常他总要在饭后睡一个小时。一小时后，母亲去唤醒他，发现他死了。没有叫喊，没有挣扎，他静静地躺在那里，死了，离开了这个世界，把这个狭小、污浊的世界留给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