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柴米油盐酱醋茶,茶尽管排在最后,但在苏州,却是一件大事,完全可以排在酱醋之前。苏州人吃酱时候少,一般都在夏天。我记得一到夏天,祖母会拿一只海碗,描着金边,碗的四周画着粉彩的缠枝牡丹,去酱油店里买点酱回来,这种酱稀里糊涂闪烁着湿润的红光,叫甜面酱。切些肉丁,切些香干丁,在油锅里炒熟,这是夏天的美食。现在想来,工序大约是这样,先把肉丁在油锅里煸熟,加入香干丁,略微翻炒几下后,再把一海碗甜面酱倒进去——炒得沸沸的,在湿润的红光四周冒起白色的小气泡。我那时不爱吃肉,吃到肉就吐掉。我挑香干丁吃。肉丁和香干丁,都切得小拇指指甲般大小,被酱渍透,是很难分辨的。后来长到八九岁,有点经验:炒在甜面酱里的肉丁,它的色泽比香干丁深些,而香干丁的色泽是内敛的,像我们的传统诗歌。香干丁是一首绝句,或者一阙小令。不到夏天,过了夏天,酱都吃得很少。酱在苏州人看来,是消暑末事。末事是句吴方言,就是东西的意思。苏州人也不太吃醋,糟倒吃得很多。我原先以为只有苏州人吃糟,就像山西人爱吃醋一样。想不到鲁菜里也有糟,福建菜里也有糟,还有人说糟用得最好的,是福建厨师。苏州人吃醋,也多在夏天。好像夏天是一个兼容并蓄的季节。好像苏州人吃酱吃醋是一件需要蓄谋已久的事情。在夏天,常吃糖醋黄瓜,或者糖醋黄鱼,或者蘸着醋吃黄泥螺。苏州人吃醋,出不了一个黄字。也该扫扫黄了。醋什么时候吃,与什么末事同吃,都是适宜的。吃得不适宜,大不了一个酸溜溜的家伙!在苏州,只有茶什么时候吃,与什么末事同吃,像醋一样,也都是适宜的。我就见到一个人边吃稀饭边吃茶,他把茶当作下饭的肴菜,不是穷,是仿古——颇有些宋代人气息。一大清早吃茶,在苏州人那里,已成神圣仪式。一个人在家里吃,冬天守着火炉,夏天守着树荫;几个人在外面吃,春天望着鲜花,秋天望着巧云。几个人在外面吃,也可以在巷口,也可以在茶室。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茶馆少见了,只在公园里有,叫茶室。茶馆改名为茶室后,总觉得少点味道,像把潇湘馆改成潇湘室似的,有点局促不安,有点捉襟见肘。在苏州,每个公园里都有一个茶室,有的甚至还多。大众一点的,是大公园、北寺塔里的茶室,大公园茶室兼营早点,一碗爆鳝面味不让朱鸿兴。朱鸿兴是苏州百年老店,按下不表。高档一点的,是拙政园、沧浪亭里的茶室。其实大众一点也罢,高档一点也罢,言说的是周围环境,茶钱以前是一样的,近几年略作调整,开始买卖环境了。2000年夏天,我回苏州,一位朋友约我怡园吃茶,这么好的环境,一杯龙井也只要五块钱。当然这龙井并不正宗,但还是比花茶滋味兮兮长矣。我在北京地坛吃茶,一杯盖碗花茶也要二十五块,还没坐多久,女茶博士们就催下班了。去公园吃茶是苏州便宜,下馆子喝酒是北京便宜。苏州人把吃茶当家常便饭;北京人把喝酒当家常便饭,如果价格偏高,哪能常便呢?我与朋友把两支藤椅从茶室搬出,搬在长廊,面对面坐着,吃茶,此刻正是中午,阳光浇银,怡园里没一个游人,我与他打起赤膊,一声不吭,听水边两三棵柳树上蝉鸣阵阵——像隔壁大姐烧饭烧焦了,用饭勺刮着锅底。怡园的假山石,积重难返,堆叠太多,一直为人诟病。有人觉得怡园有暴发户气,但我却不这么看,我觉得怡园像位博学者。怡园是苏州辛亥革命之前所建的最后一座私人园林,因为它年代在沧浪亭、狮子林、网师园、留园、拙政园等等之后,造园家就想做个集大成者,这里集来一点,那里集来一点,大成没做到,博学的样子肯定有了,像给老杜“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作笺作注,笺注一大堆,而略过它,就能听到夜雨的响,看到春韭的绿,闻到新炊的香,想到黄粱的空,前梦吃茶,后梦吃酒,梦醒后吃醋。我的这位朋友是位画家,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中国最早从事现代艺术的那一拨,由于地处苏州——受到四面皆山山堵山围的局限,他的名声不大。但我觉得他没有行尸走肉,这么多年来一直画着,画到快下岗。他的妻子已经下岗,他的儿子把米把糖悄悄藏起,说以后怎么办呢?那天,他没说这些,只说着王羲之、米芾,像说着家务事。在他身后,假山石体上皴出的阳光,使怡园成为一个白热化园林。
怡园的假山石在夏天中午白得密不通风,这是我以后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