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第11部分（第2页）

与张春桥的矛盾

爷爷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见到毛主席的机会多起来了。一般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见到毛主席，有几次是毛主席叫他到自己的住处去，同他交换意见，有时也征求对政治局委员的看法。爷爷不随便讲话，但一旦说起话来，对所谈的问题常常是一针见血。

1974年上半年，中国政坛风云突变，先是批林批孔，后来又批周公。6月1日，周总理因患癌症住进了医院。毛主席让王洪文安排人事工作。爷爷知道中央斗争激烈、情况复杂，在一些问题上不随便表态。他对政治局的同志都很尊重，特别是对周总理。9月30日，周总理抱病主持国庆25周年招待会，坐在前面的爷爷站了起来，使劲地带头鼓掌，以表达对总理的敬仰之情。张春桥对此看不惯，话里话外总是讽刺他：“永贵同志鼓掌举得高啊！”对这种说法他置之不理，可在他的举止中还是表现了出来。开会时张春桥坐在一边，他就把脸扭到另一边。有人问他，他说：“脖子扭了嘛！”

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爷爷发言完后，张春桥不指名地攻击他，说他拍手都爱出风头。爷爷顿时翻了脸，站起来说：“党的会议不让我说话么？我反映的都是事实呀，大不了我回去种地。哼！你也没有那个权威。”会议由王洪文主持，其他政治局委员们都不吭气，气氛很紧张。散会后，纪登奎伸出大拇指称赞道：“老陈，够勇敢的！”李先念、陈锡联也给他打来电话，说他捅了马蜂窝，痛快！

爷爷和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关系很好，在政治局开会时总坐在一起。一次去广西南宁参加贫下中农代表大会时，韦国清和许世友接待了他。许世友坐在沙发上拍着膝盖说：“这里是我的地盘，老陈有什么话就随便说吧。”他就谈起了张春桥的事。许世友在南京当司令员时，张春桥去当过几天政委，跟许世友也合不来。许世友就向毛主席发电报揭发了张春桥的问题，说张春桥动不动就训人，口头上说支持工农干部，实际上根本不让人家讲话。毛主席接到许世友的上书后，在一份材料上批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表现。”周总理在医院得知情况后，连忙召见爷爷，对他说：“永贵呀！张春桥这个人不好对付啊，我都对付不了他。这样吧，等我出院了，把你和张春桥的矛盾解决一下。”

爷爷和张春桥的矛盾由来已久。在毛主席80寿辰时，江青设了一桌酒席，宴请部分政治局委员。当江青谈到妇女坐天下和批宋江时，张春桥举起杯，笑着说要和爷爷碰一下。那笑容让爷爷不舒服，他使出了牛脾气，不理张春桥，站起来说：“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我高兴。每人一杯，我替大家喝了。端酒来！”酒端来了，一杯又一杯，一共24杯，他一口气喝了下去，委员们见状一齐鼓起掌来。会后，他跟纪登奎在车上聊了起来：“哼，说我粗，可我粗中有细，有立场哩，有气魄哩！”

当时，政治局里有的人思索着中国的发展前途，有的人静观事态走向，有的人以不变应万变，他却一次次把自己暴露在众人面前，奋力地为正义而拼杀着。然而，高层的矛盾却不比大寨，不是他的开山之力能够左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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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爷爷作为人大代表出席了会议。周总理在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后回到医院，通知他马上去一趟。爷爷一见总理，就询问总理的身体状况。周总理精神很好，只是瘦了许多。

周总理招呼他坐下，开口就说：“这次找你来，就是安排人大的事。你要有所准备，当国务院副总理，把大寨精神推向全国，怎么样？”

他听后一愣，忙说：“总理，我文化水平不行，实在是当不了，我不当这个副总理！”

周总理态度严肃地说：“看你永贵，你是不是党员？是党员就得接受党的安排。现在，中央的斗争这么激烈，你不参加，别人也得参加，你还是干吧！”

周总理对他说：“这事主席同意，政治局其他同志也同意，你是个农民代表……”总理还给他讲了很多道理：从古至今，从外国到中国，人才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群众中涌现的。

在这次会议上，爷爷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2月2日，周总理在报送给毛泽东主席的《关于国务院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议：陈永贵在国务院中，协助华国锋同志，主抓农业工作。这项提议被通过。于是，爷爷成了分管全国农业的副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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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台无鱼可钓”

根据中央安排，爷爷住在钓鱼台三号楼。爷爷进北京了，他没有带家属，只带了一名秘书和一名警卫。他们三人住在一起，白天忙于公务，到了晚上休息时才能说会儿话。虽然可以享受优越的待遇，但这里戒备森严，门口有警卫把守，里面设有岗哨，谁几点几分进了大门，几点几分到过什么地方，警卫都清清楚楚。由于一般人不能随便出入，他与来京的老乡难得一见。

有了中央首长的身份，他外出时当地官员担心在自己辖区内出事，总是里三层外三层把他保护起来。有一天，他提出要到北京郊区的中阿友好人民公社劳动，但由于他的安全得不到保障没有去成。他觉得很难接近群众，生气地说：“我是个种地的，谁还能杀了我？”

爷爷认为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便向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提出搬出钓鱼台并实行“三三制”工作方法，即三分之一时间在大寨、昔阳蹲点，三分之一时间在全国跑面，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立足于基层，立足于实践，立足于调查研究，在下边做些实际工作，可以充分发挥他的长处，还可以为中央提供一些基层情况，指导全国工作。

毛主席在信上作了批示：“下去搞社会调查，是我党的优良传统，所有的政治局委员，能下去的都要下去。”次日，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永贵，搬出钓鱼台，这很好。钓鱼台无鱼可钓嘛！”毛主席也不满意“四人帮”的一些活动，在会上说了一段语惊四座的话：“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会后江青跑到爷爷住处，质问他：“你倒是有地方住，搬出去，我住哪儿？”爷爷笑笑说：“我就要找地方住，准备搬了，别人我可管不了。”江青走后，他冲着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中南海难道没有你住的地方？你不回去嘛！”

从那以后，除了“四人帮”外，政治局委员全部搬出了钓鱼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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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道口的生活

1975年8月，爷爷从钓鱼台搬到交道口的一个四合院里。此处原来是清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府邸，是个闹中取静的平房院。因为不在交通要道上，加上有围墙，院中有树，城市的嘈杂声传不到耳朵里。这里的设施虽然比不上钓鱼台，但还是副总理级待遇。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按规定给爷爷配备了电话、电视和两辆小汽车，还给他配了一名高级厨师。过了些日子，爷爷说：“他做的我不爱吃，我爱吃的他不会做。”他把高级厨师打发走后，把年轻时与他一起吃糠饼的一位昔阳弟兄叫来，为他做些拉面、抿曲等家乡饭。按规定应当再配一名服务员，可他拒绝了。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就我们几个一块儿过吧！”于是这个院子就成了清一色的男人世界。警卫班住在前院，后院的接待室和卧室供他用，其他房间由秘书、炊事员和司机住。

独门独院，人们来找他比以前方便多了。山西省的一些老同志到中央开会，经常来看望他；昔阳、大寨的一些熟人、亲友到北京办公事私事，也常来找他；老乡来了，他高兴地把家里的好东西拿出来给大家吃，打听这，打听那，对家乡的事，非常关心。老乡走了，他又感到闷得慌。居住在北京的一些老同志喜欢吃他的炊事员做的山西拉面，也经常来家里。客人吃饭、喝茶、抽烟都是他管，这无疑是一笔很大的开支。

有时他去政治局、国务院开会，中午只能在外面吃饭，因此，到了月底，不是怀仁堂就是中南海的账单就到了：首长本月开支：某月某日，烟一盒，几角几分；某月某日，午饭一顿，多少多少。他看着这些账单说：“我就知道进了北京费钱！这还是家没往北京搬。要是一起来了北京，那麻烦可就大了。”

对挣钱不多的他来说，这些支出是不小的负担。一个月下来，他那几个钱常常是入不敷出。国务院有补助客饭的规定，工作人员想按规定为他申请一点客饭补助，他坚决不让，说：“我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