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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1页）

六是县办工业和乡镇企业发展迅速。县里办起了化肥厂、酒厂、水泥厂、机械制造厂、农机修理厂、炼铁厂、煤矿和农副产品加工厂等多种企业，大大增加了农业收入。有些公社的乡镇企业收入占到当地农村总收入的37％以上。

由于各个方面持续高速发展，全县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村村通公路，出行很方便；家家口粮足，还有储备粮；人们住上了排窑新房；各村还建起了大礼堂、展览馆、幼儿园、中小学、书店、图书馆和医院等文化教育、医疗卫生设施。

从政“四怕”

1971年4月，在中共山西省委第三届一次会议上，爷爷当选为山西省委副书记。官当大了，他的“胆子”却小了。他在一次讲话中说自己有“四怕”：

“一怕调到省里工作，脱离群众。离开群众我就不能工作了。我办法也不多，即使有些办法，也是在群众中学下的。要脱离群众，我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

“二怕自己特殊化，怕浪费。我们都是干部，谁也不能高谁一等，　不能把自己摆在群众头上，要摆在群众之中，要和群众平起平坐。顺手飞来的钱花一元也不可惜，可这都是我们自己辛苦劳动挣下的钱，花一分也觉得心疼。

“三怕得病。我不敢说我有病。一说有病，医生就给看，吃了药就给报销。我觉得我没有理由花国家的钱，花人民的钱。我们当干部的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能高人一头。

“四怕劳动少了。如果不参加劳动，就不会指导生产了。因为没有实际东西，就说服不了群众了。”

他总是教育大家：“群众委托咱管理集体的大家业，希望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怕的是干部不走正路走邪路，不为大家为自己。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权是人民给的，干部是大家选的，永远不能忘恩负义做人民反对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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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李自成”

1973年，山西省委领导让他兼任晋中军分区第一政委，穿军衣，转成国家干部，拿国家工资；把全家转为城市户口；并且把家搬到榆次市居住。

他觉得事关重大，又怕这是中央的意思，就到北京找见时任副总理的纪登奎了解情况，说省里提出的要他转户口等三条意见，自己一条也不准备接受。纪登奎一听，支持他说：“这三条你不接受，我也不敢让你接受。除了毛主席，谁敢拍这个板？你穿上军衣，外宾内宾到大寨找陈永贵找不见了，这怎么交待？”说完，纪登奎哈哈大笑。这下子，爷爷才知道原来不是中央的意思，于是回到省里后明确表态：“穿军装、转户口、换房子这三条一条都不干。”

有些人不理解，说穿军装、转户口、换房子，这怎么不比在山沟里好？他不以为然地说：“我土生土长，靠工分吃饭，现在拿上工资，我觉得跟我的劳动模范身份不合。我是个劳动模范，穿上军装，每天坐办公室，怎么发挥我的长处？我不是李自成。李自成进了北京天天过年，我掌了权天天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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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兼数职两不误

爷爷相继兼任山西省委副书记、晋中地区地委书记、昔阳县县委书记等领导职务，外出开会也多了起来。加上到大寨参观的人越来越多，村里安排给他的接待任务也比较繁重，劳动时间相对就少了，但他还是坚持参加集体劳动。

有一次，省里通知他第二天早上8点出席省委会议。从昔阳县到太原市有300多里远，山路多，又坑坑洼洼不好走，坐车也要大半天时间。他接到通知后并不急于动身，而在地里整整干了一天活儿。吃完晚饭后，他先安排了村里的工作，再到县里安排了工作。开完两个会后，已经是凌晨两点了，他才坐车赶往太原，在夜行车上打了个盹，就算睡了一觉。有人说：“永贵这是一不误劳动，二不误工作，就是误了睡觉。”

他却幽默地说：“一误换了两不误，多合算呀！”

多年来，他总是严格要求自己，并一再告诫干部：“一懒生百邪，一个人思想变坏常常从懒开始。懒、馋、占、贪、变，这是干部变坏的一条规律。因此，干部必须不搞特殊，不自私，积极参加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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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中央政治局

1973年上半年，爷爷参加中央举办的为期3个月的工农兵中央委员学习班，当时还有一批来自工农兵的十大代表如吴桂贤、倪志福等人也参加了学习，中央专门抽调了20名理论干部给他们讲课，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

8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这个学习班的21人中有12人被请上了主席台。爷爷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按照座次被安排坐在毛主席身后。会上，他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

8月3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爷爷的名字出现在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上，由各小组进行酝酿讨论。在华北组，有位中央领导首先发言：“关于陈永贵同志来中央，过去几年就考虑过，大寨和昔阳在他的领导下，始终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经过考验的。永贵同志去四川、贵州、云南参观访问，敢于直言批评，没有虚辞客套，各地同志都说受益匪浅。”华北组的中央委员们听了这番介绍后，都热烈地鼓起掌来。在这次会议上，爷爷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会议结束后，他回到昔阳，9月12日下午，在县直机关干部职工大会上作报告，介绍了会议的情况。他说：“古今中外还没有把一个农民提到国家的领导岗位上的，马克思没有解决，列宁没有解决，毛主席解决了，这就是毛主席对工农分子的依靠和重用。”

接受周总理委托

1974年2月，他在黑龙江考察北大荒时，中央急电通知他立即回京，参加中央的一个会议。按照周总理的提议，会议责成他具体解决山西问题，要求他既要弄清是非，又要搞好两派之间的团结。

山西的派仗打了多年，涉及的范围广，问题多。他认为农业问题和农民问题是根本，所以对山西动枪动刀的事看不惯。面对周总理，他长时间没有开口，左思右想后大胆说出了自己的难处：“总理，我不是不接受中央的任务，但水平太低，很不适应这项工作。山西问题，我解决不了！”周总理对他说：“山西问题还是你解决合适，只要站在党性上，不要站在派性上，山西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主席有一句名言：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嘛！山西问题能不能解决，就看你有没有斗争精神。”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听党话，跟党走”是他的原则。他含泪接受了周总理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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