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春明在梦里会说英语。她发现自己置身一群外国人中间,就像在东莞图书馆里,她用英文跟人家讲话,别人回应。
我问春明,用一种自己不懂的语言做梦,是什么感觉。
“我无法形容,”她说。“我只知道在梦里我在说英语。”
春明在流水线英语上过几堂课,可是连二十六个字母都没背熟。她完全依赖国际音标来学习发音,这种音标体系经常用于学习外语。这些怪模怪样的字符成了她通往英语世界的钥匙,那里一排又一排的大门紧锁,门后的语言等待着像洪水一样喷薄而出。“我认为学英语的秘诀就在于音标,”春明对我说。我遇到过许多人谈起学英语的事,但没有一个像春明这样,赋予它这么多的意义。
如果我学了英语,我就能多看看世界。我就能更享受人生。我想要找到一种新的幸福。如果我不学英语,我会总是感到我的人生受到限制。
2005年9月,距离她上次去东莞科技馆九个月之后,春明再次拜访吴先生。他的学校还跟他住的地方在一起,有十二个年轻的女学生。她们免费学习住宿,轮流烧饭;作为交换,她们为吴先生的课本计划编写教材。学生们住在教室后面拥挤的卧室里。每个房间里有四张双层床,洗好的衣服挂着床架上,地上摆着水桶。这些房间感觉就像是厂里的工人宿舍。
我们到的时候吴先生不在;他从前的学生,英语教师刘以霞带我们参观。当天正好断电,春明走过一个个闷热的房间,噘着嘴,很不以为然。
“我们大多数时间都待在这里,”一个叫萧永丽的学生说。“吴老师不让我们出去。”
“他不让你们出去?”春明看起来有些担心。
“他认为那不利于学习。”
“你一出去,就开始有疑心,”刘以霞解释道。“所以姑娘们才都把头发剪得这么短。”
“每个人都必须得剪短头发么?”
“对,那样就不会因为漂亮而分心了。”
我跟萧永丽用英文聊了几句。她说得很快,很有自信。她二十岁,来自四川。她曾在三星的一家工厂工作过,一年前来到流水线英语。现在她每天学习十个小时。
“你周末也学习么?”我问。
萧永丽不得不用中文问我“周末”是什么意思。是的,她说,周末也学。
我问她为什么来东莞。她沉默了一会。我换成中文,问她有没有听懂。“说来话长,”她恳切地说。“我在想应该怎么说。”
最后,她用英文说:“我到东莞来工作。”
她想当同声传译员,在东莞,这种职业选择很奇怪,因为这里并不需要联合国水平的译员。“我们老师说那是学习英语的最高水平,”她说。“我想达到最高水平。”显然,萧永丽没有仔细想过她学英语是为了什么;但那些可以稍后再说。眼下,她就是决心本身。
我们之后在他公寓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见到了吴先生。他跟春明大讲大脑,右手,左手,眼球,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我注意到,每说完一句话,他都会自动地露出微笑——也许他在某本书里读到,这样会让人更喜欢他。
“我们的学生每个小时可以做六百个句子。”微笑。
“六百个句子……”
“不是所有人,只有最好的才行,”吴先生马上改口。
“你是说,他们每个小时能读六百个句子么?”春明问。
“读?不是!他们每分钟能读一百零八个句子!我说的是写。”
春明转身向我。“你能一个小时写六百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