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父亲昨天突然力劝我出国留学应该和他这次前往东京脱不了关系,虽然父亲的说法是希望我学好英文,但实在太突然了,他在东京一定遇到了一些事,而且这些事一定和我有关。
父亲明明在这里住了好几年,但我一走进书房还是闻到浓浓的新家具臭味,大概是因为空气很少流通吧,我的眼睛被熏得有点痛,于是我打开窗户,越过朝南的阳台看得到远方的津轻海峡。
除了窗边及房门口之外,书房内每一面墙都摆了书架,每座书架都塞满了书,想要多赛一本进去都不可能,地上也堆满塞不进书架的书,我不得不佩服父亲有办法在这片书海里找到自己要找的。听说父亲禁止清洁人员进书房,看来他这些书的摆放应该自有一套逻辑。
窗边有张书桌,桌上也堆满了档案夹及笔记本,我对父亲的研究几乎没概念,我侧着头看了看档案夹的背条。
我看得一头雾水,但当中的受精卵、细胞之类的字眼却让我感到莫名的不安,这些研究似乎触及了人类不应该侵犯的神圣领域,父亲该不会憧憬科学怪人(* 《科学怪人》,英国小说家玛丽·雪莱于一八一八年出版的小说,描述疯狂医生弗兰肯斯坦利用科学的方法让死尸复活。)的故事吧?
我带着一丝罪恶感拉开书桌抽屉,暗自期待能找到一些解读父亲东京之行的线索,但抽屉里只塞了一堆写到一半的报告,以及一些记载着不明数字及记号的便条纸。
我关上抽屉再次环视房内,发现房门旁有个四四方方的黑色公事包,我见过这个公事包,昨天父亲去札幌舅舅家的时候就是提着它,换句话说,父亲带去东京的应该也是这一个。
我蹲在地上打开了公事包,里头胡乱塞着盥洗用具组、文具、文库本(* 文库本:日本一种小型规格的平装书,常见尺寸为A6,比一般版本售价便宜,也较易携带。)时代小说之类的,还有一把折叠伞。
公事包内侧有个放文件的夹层,我拉开拉链,发现里头有张折起来的纸,我满心期待摊开一瞧却大失所望,那只是一张列印出来的大学课表,父亲是大学教授,公事包里会出现这种东西根本不足为奇。
我正想将课表重新折好,突然愣住了,因为纸面的右上角印着一排字——“东和大学文学院国文系二年级”,东和大学是东京的知名私立大学,何况是文学院的国文系,和父亲绝对扯不上关系。
父亲到东和大学去了?这就是父亲前往东京的目的?
我继续在文件夹层内翻找,又找出一张照片。那是我的照片,应该是当初报考大学时用剩的,照片中的我迎面看着镜头,发型和现在一样是及肩长发,脸上表情有些僵硬,我自己不是很满意这张照片。
我不禁陷入了沉思。这张照片出现在公事包里应该不是巧合,东和大学的课表和这张照片必定有某种关联。
我转头望向书架想找出与东和大学相关的书籍,然而这么多书却没有一本与东和大学有关,我想起抽屉里有个名片收纳盒,于是将名片拿出来一张张检查,同样没找到与东和大学相关的名片。
我把照片与课表放回公事包,再将公事包放回原先的位置。父亲的观察力很敏锐,房里的东西要是位置稍有改变搞不好就会发现有人进来过,我也一边注意不去碰触其他东西。
我走到朝南的窗边正想关上窗,一低头发现一件汗衫掉在阳台地上,晒衣杆上则有一个空荡荡的铁丝衣架随风摇曳,看来应该是父亲出门前将洗好的汗衫拿出去晒却没有夹上晒衣夹,所以风一吹就掉了吧。父亲身为科学家,这种小地方却这么脱线。
我回我房间打开通往阳台的玻璃门,又发现门外没有室外拖鞋,我叹了口气,回到玄关拿了我的鞋子过来,穿上鞋子走出阳台。我捡起汗衫,拍了拍上头的灰尘重新挂回衣架,我很想将汗衫重洗一遍,可惜我没那么多时间,我也很想拿晒衣夹将汗衫夹好,但想到会吓到父亲又有点于心不忍。
我手肘撑在阳台栏杆上,远远眺望着景色,这是我第一次悠哉地站在这儿看风景,觉得函馆真的变了,建筑物和谐的风格不再,整座城市像块巨大的疮疤;空气也变了,以前是那么清新,现在无论是颜色或味道都糟糕透顶。
我拎着鞋子回房里,正想关上阳台玻璃门,外头传来开锁的声音,我吃了一惊,紧接着又传来用力打开大门的声音,是父亲回来了。我一看时钟,现在还不到三点,他今天为什么回来得这么早?
一阵脚步声朝我房间走来,我不禁吞了口口水。一定要表现得很平常才行,见面第一句话就说“你回来了”吧。
父亲似乎走进了厨房,他没有察觉我来了,因为我的房门是关着的,而且我的鞋子正拎在我手上。
我不断告诉自己——态度要自然,不能吓到他。正当我伸手想转开门把,突然听见父亲的声音:“杀掉了?”
我心头一惊缩回了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没错,是我,氏家。你竟然做得出这种事,亏你还是……”
是电话,父亲正拿餐桌上的无线电话机和某人通电话,所以他是为了打电话而提早回家?因为他不想让学校的人听见这些对话?
“别装傻了,怎么可能刚好在这个节骨眼发生意外。我要退出,我不想和这件事有任何牵扯了。”
父亲的声音夹杂着愤怒与哀伤。我伸出的手仍停在门把前,动弹不得的我宛如橱窗的模特儿人偶,汗水不断从我的腋下、颈子及掌心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