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您是奉命护送我的?”
“不敢,您怎么这么想!”
“既然这样……”
“祝您早安。”
“再见。”
十一时整,我已坐在比利时治安司司长的办公室里。
他拿着一本记事本和我的护照。
“对不起,我们打扰了您,但您明白,这涉及两个小小的情况:第一,您的护照是瑞士的,但……”他用警察敏锐的观察力打量着我,把目光停留在我身上。
“但我是俄国人。”我接口道。
“不错,我承认,这使我们觉得奇怪。”
“为什么?难道比利时的法律禁止改变国籍吗?”
“那么您?……”
“十年前我在弗里堡州莫拉特镇的沙特尔乡加入了瑞士国籍。”
“当然,如果这样,那么我是不应该怀疑的……我们现在谈第二个难处。三年前,您申请前来布鲁塞尔,没有获得准许……”
“对不起,根本没有这回事,也不可能有。我从未被比利时驱逐过,如果我怀疑我有权进入布鲁塞尔,那么我对自由的比利时会有什么看法呢?”
治安司长有些不好意思。
“然而这份……”他打开了记事本。
“很清楚,那上面记的一切并不完全可靠。您瞧,您连我入瑞士国籍的事也不知道呢。”
“是的。德尔皮埃尔领事4阁下……”
“您不必费心,我可以把其余一切告诉您。我问贵国驻伦敦的领事,我能不能把我的俄文印刷所迁往布鲁塞尔,那就是说我的印刷所是否可以安然无事,只要我不插手比利时的事,而我从未想过问比利时的一切,这是您很容易相信的。德尔皮埃尔先生请示了部长。部长请他让我放弃迁移印刷所的打算。贵国领事觉得不好意思把部长的答复用书面通知我,因此托我们共同的朋友路易·勃朗把这消息转告我。我向路易·勃朗表示了谢意,请他叫德尔皮埃尔先生放心,并告诉他,我得知印刷所不能迁往布鲁塞尔以后,并不在乎,我还说:‘如果领事先生要通知我的是相反的消息,即我和我的印刷所将永远不准离开布鲁塞尔,也许我还不致这么满不在乎。’您瞧,一切细节我全都记得很清楚。”
社会安全的保卫者稍微清了清嗓子,看了看记事本,提出道:
“确实这样,我没注意这是谈印刷所的事。不过我认为,您还是必须得到部长的准许;否则,不论这对我们多么不愉快,我们只得要求您……”
“我明天就走了。”
“请原谅,谁也没有要您这么快就离开,您可以在这儿再待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我们谈的是定居……我几乎相信,部长也会批准这事。”
“也许将来我会向他请求,但目前我丝毫不打算在布鲁塞尔多作停留。”
事情也就这么结束了。
“哦,我忘记了一点,”小心翼翼的治安保卫者结结巴巴地解释道,“我们是小国,是小国,这就是我们的困难。有些考虑……”他好像觉得羞于出口。
两年以后,我住在巴黎的小女儿病了。我重又申请签证,佩尔西尼5又拒绝了。这时,克沙维里·布拉尼茨基伯爵6在伦敦。在他家吃饭时我讲起了这件事。
“您写一封信给拿破仑亲王,”布拉尼茨基说,“我替您交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