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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部分(第1页)

李宗仁话似哽咽:“不像,不像……”

以后的岁月里,李宗仁每言及此,都要感叹一番:“纵观上下几十年,纵横五大洲,历史上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政权能够这样?不但把一位末代皇帝保存周恩来到机场欢迎李宗仁归来下来,改造成了新人;而且末代的总统也万里来归。这只有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新中国才能做到!”

和溥仪一样关押在监狱里的战犯们是怎样获得新生的呢?

周恩来又花费了怎样的心血?

解放之初,昆明、抚顺、北京等地,关押了大量国民党战犯。1950年春天,周恩来召集公安部长罗瑞卿和司法部长史良前来中南海,说有要事相商。到他俩坐定,周恩来告诉他们,今年2月间,他随毛泽东主席访苏期间,与苏联订立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那条文早已公布了。在会谈中间,中苏双方还商定,被苏方俘获的日本战犯、伪满战犯,继续押在苏联已经不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既已成立,理应把这些家伙交给中国作为主权国去按照自己的法律进行处理。毛主席考虑得很周密,决定这件事不对外公开,以防移交期间发生种种不测。

罗瑞卿嘴角露出微笑。他是个直率、性格活跃的人,他希望能将这些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战争罪犯,予以审判,量刑处置,既能大快人心又能提高新生的人民中国的威望。

具有深刻洞察力的周恩来,仿佛透视了兴奋的罗瑞卿和沉默的史良的内心语言,特为郑重其事地宣布了政策:

“我们把这一批战犯罪犯接收关押起来,进行改造,要做到一个不跑,一个不死!将来也可以考虑一个不杀。”理由是:“民族之恨、阶级之仇,是不该忘的。可是今天,形势不同了。别说杀掉一个,一百个也容易得很嘛。我们还把他们改造好,让他们变成新人,变成朋友。这对我们国家、民族会有长远的意义。我完全有信心,我们能把他们改造好。”

功德林阳光(2)

周恩来又从《共产党宣言》最后那句话讲起,说,共产党人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自然包括这些战犯。我们的*政策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有利于民族和人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旧中国的西太后、袁世凯以及蒋介石都不能容人,因为他们都是封建统治者,他们只代表少数人的利益,所以不会“大公无私”,胸怀宽阔,高瞻远瞩。

两位部长注意到,周恩来对“一个不杀”没有明确,总理是用了“将来”二字,因为时机尚未成熟。

转眼到了1956年年初。这年1月30日,周恩来在政协的一个工作报告中提出: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当天,周恩来在陆定一起草的《为配合周恩来同志在政协所作的政治报告的意见》上批示:政协会后,可放十几个战犯看看。这是中央准备特赦战犯的重要信息。

3月中旬,周恩来根据毛泽东主张的对国内战犯“一个不杀”的原则,具体说明了这一决策的意义。周恩来说完对日本战犯的处理后,把话题转到国内战犯:

“对于国内战犯的处理,也可以有两种设想,一种是判刑,甚至判死刑,当然也要按其罪行来判,这是他们罪有应得,是合理的。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若设想一下,大陆上的战争结束已经6年到7年了,国内人民过上了和平的生活,战犯的罪行已经成为过去,又经过6年到7年监狱生活的改造,他们也已经起了变化,这时就可以考虑到底是不是要杀他们。杀他们是容易的,杀了他们,他们就不能再起积极作用,只能起消极作用,对台湾产生消极影响,使他们觉得战犯的下场总是要杀的,增加了恐慌,这不符合我们的政策。”

关于战犯,人们的心理承受是复杂的,又有些矛盾:想起国民党军队涂炭人民,尤其是想到“白公馆”、“渣滓洞”等处弥漫的血腥,真是十恶不赦,杀了也不解气;可是,这些高级战犯,高高在上,并没直接欠下血债。可是又有人会问:没有上面的命令,具体执行的人敢如此暴戾恣睢?

于是出现了两种意见:有人主张立即全部释放;另有人主张逐步释放。周恩来赞同后一种意见:“虽然前一种意见处理起来简便,但工作不完满,收获也不大,一下子轰动一时,过去后就没有下文可做了。我们要影响台湾,还是一步一步地来做好。所以照罗瑞卿部长提出的办法,先放小数的试一试,看看效果。”

周恩来想到仍活在台湾穷途末路的蒋介石,不免有些讽刺意味:“在押的国内战犯总数是926人,你如果都送去台湾,台湾是不会接受的,很可能有一部分人还要被蒋介石杀掉。这批人中,将官有460位之多,现在在台湾,连孙连仲都开饭馆子,我们送去那么多的高级将领,蒋介石哪里能养得起?蒋介石消受不了!相反的,蒋介石越是穷途末路,他狐疑鬼猜的事就特别多,他会想我们送一个人去都是有鬼的。他什么都怀疑,送去那么多的人会送死的,我们让他们去送死,也不对。因此,我们对国内战犯的处理要分步骤进行,要研究让他们怎样去影响台湾。”

问题的确有些复杂。连一向举重若轻、大气磅礴的毛泽东,在此事上也很慎重。他的顾虑来自人民:“目前马上释放,时机尚不成熟。放早了,老百姓不那么清楚,我们也不好向老百姓说明,还要过几年,老百姓的生活更加过得好了,我们再来放……不讲清楚这个道理,一下子把他们放掉了,人家就不了解,也没有这个必要。”(见《党的文献》廖心文:《周恩来与特赦战犯》)

功德林阳光(3)

大政方针是定下来了,具体步骤还得小心翼翼。

再生之狱

也是在1956年,毛泽东宣布集中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党、政、军、特战犯,对他们进行加速改造。于是公安部门到全国各地监狱、劳改单位挑选被俘战犯中武官军长一级、文官省长一级、特务将官级共200多名,集中到北京战犯管理处,即通常所说的功德林。

功德林在北京城西德胜门外,原是一座庙宇,清朝末年被改造成监狱,军阀时期,这里是著名的全国第二模范监狱。新中国成立后,公安部接管了这座监狱,改名为北京战犯管理处。

这400多高级战犯中,不少人是黄埔生。而黄埔生是靠蒋介石栽培的,这些人“效忠校长”的信念即使在战败之时,也没有泯灭过。

一期生杜聿明可以算得上是蒋介石的宠将。国共双方三大战略决战,他参加了辽沈和淮海两大战役,实际指挥了一个半,可见蒋介石对其的倚重。在淮海战役中,他指挥的几十万大军全军覆没。他想化装逃跑,可跑不出解放军布下的天罗地网。绝望之时,他拔出手枪,对准自己的脑袋企图自杀。幸亏跟随他的副官眼疾手快,把手枪夺了下来。他当了解放军的俘虏。解放军没有认出他时,他谎报是第十三兵团的军需,叫高文明。可他连十三兵团六大处处长的名字一个也写不出来。他深知罪大恶极,系*权威人士宣布的43名罪犯之一,被查出后,必死无疑。与其被处死,不如先自杀,为蒋介石尽忠。他乘警卫人员离开之机,拣起一块石头往脑袋上乱打,顿时血流满面,不省人事。幸好看守人员及时发现,送到卫生处抢救,才免一死。

为了防止他自杀,一段时间里不得不给他带上沉重的脚镣手铐。

国民党第十四兵团中将司令宋希濂兵败大渡河畔,最后被解放军四面包围,走投无路。他觉得被解放军俘虏可耻,拔出手枪准备自杀。警卫排长一把夺下手枪,才没自杀成。

好像是事先统一口径,宋希濂也说自己是一个军需官,叫周伯瑞。

当他被指认出是宋希濂后,他认为没有生还的希望了,时刻准备着死。及至被带到乐山县城时,解放军的随军记者要给他照相,他极为反感,决心捣乱。当记者对好镜头,准备按动快门时,他突然转身扭过头去,不让对方照。如此反复四五次,气得记者没办法。宋希濂当时想:反正你们把我抓来也难以活命,还照什么相?如果报上一登,人家看到我们这些人的狼狈样子,昔日的声威岂不荡然无存?要死也要死个骨气,决不能丢这个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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