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耀湘,这个指挥着国民党军队五大主力中两支的第九兵团司令官,兵败后化装成商人,想逃出去。眼看跑不出去时,也想到了自杀。可自杀连手枪也没有了,准备天黑后在一棵树下吊死。幸亏第二十二师副师长周璞苦苦相劝,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洛阳城里,邱行湘举起过手枪……
襄阳城中,康泽也曾将手枪对准了脑袋……
但他们一个也没有死成。不是因为自己犹豫,就是被忠实的部下们阻拦。
把这样一批“死硬派”改造好,可能吗?
共产党面临着一个新的难题。
毛泽东、周恩来似胸有成竹。
按周恩来的具体部署,管理人员向集中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200多名国民党高级将领宣布,可以与家属自由通信,可以接待来访亲友。管理所组织他们成立学习委员会,学习党的政策,开展讨论,一步步地清理思想;组织他们到东北各大工业城市以及天津、武汉等地参观,让他们亲眼感受一下社会主义建议的伟大成就。一些身体好的还被安排到北京远郊五云山参加劳动。
功德林阳光(4)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委托原国民党将领及爱国*人士张治中、程潜、邵力子、章士钊、傅作义、蒋光鼐、张难先、郑洞国、侯镜如等先后到功德林看望,施加影响,加快他们改造的步子。
张治中、邵力子这两位周恩来黄埔时的同事,更是惦念他们昔日的学生。几位黄埔一期生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刘嘉树、韩浚、周振强等人,知道两位老师要来,早早地就盼开了。虽然他们身为囚犯,思想也时时飞出高墙,他们也惦念昔日师长。当周恩来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准备出席万隆会议时,他们听说因台湾特务机关事前的阴谋破坏,飞往万隆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功德林里的黄埔生以为他们敬爱的周老师也在机上,全都哭了,就连陈长捷、梁培璜这两位非黄埔生,也流下了眼泪。后来,真相大白。周恩来没有乘坐这架专机,台湾特务的阴谋没有得逞,这些年近半百(有的已过半百)的人又像孩子一样破涕为笑;尤其是宋希濂,天真得不好意思起来。
来到功德林的张治中见了这些学生和部属,一时颇为动情:“诸位都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同学,和我风雨同舟,相处多年。公谊私情,都很深厚,我是很怀念诸位的。”
他这一说,几位久居囹圄的学生也流下泪。
张治中今天是要转达*对国民党战犯的宽大改造政策:“毛主席和周总理都交代处理你们诸位的政策,对你们一律宽大,进行教育改造,而且是认真耐心的教育改造。给你们明辨是非,认识真理,重新做人的机会,能够继续为国家民族做出贡献。你们所犯的过错和罪恶,绝大部分是受旧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造成的,对历史影响造成的罪恶只要认识到了,而且彻底悔改,便既往不咎,一律宽大处理。”
张治中环视一下周围:大家的目光都看着他,听得很认真,他继续说道:“听说诸位在学习上,很多都能实事求是,认真检查批判过去的罪恶,向党和人民认罪,决心和过去划清界限,这种态度是很可贵的。可以断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包括你们在内,有着光明的前途。”
张治中自然说到以往黄埔的历史:“我们过去是拥护和响应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号召,而投身黄埔军校的。曾在正确的革命道路上作过奋斗,但不幸后来走上了歧途。今天新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首先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显著提高。全国上下出现政治清明,团结一致,各业各界发达兴旺的气象。孙中山先生所未能达到的弘誓大愿,在共产党领导下俱已实现,有的甚且过之。作为一个中国人,从全局和长远观点着想,我们获得的是光荣伟大的新中国,试问还有别的什么可以比这更宝贵呢?”
战犯们不由啧啧交谈起来。原先最顽固的杜聿明此时的感触也最深。他发言说:“我对于抗美援朝中,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的豪情壮志,感到无比兴奋和敬佩。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确实站立起来了。我被俘后,原来潜伏在身上的多种疾病复发,危在旦夕,是共产党费大力抢救,真不啻活死人而肉白骨。这种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我深铭肺腑。”说着,他掏出小手绢,擦拭着无法控制的泪水。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功德林阳光(5)
“这事我听说了。你得的结核病,需要特效链霉素,我国还不能生产,美英对我国封锁、禁运,它们的药质量好,可运不进来;只能用苏联生产的,可性能又不好,政府派人用黄金到香港和澳门去购买的。”张治中说的这些情况,可能杜聿明还是头一次听说。
杜聿明感激万分:“共产党真正乃我再生父母!我一定好好改造思想,争取新生,争取立功赎罪,报答党和人民恩惠!”
杜聿明带头一说,会场里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战犯们争着说自己最深的感受。张治中很高兴他的学生们能有这样大的进步。他请一旁的邵力子先生讲话。邵力子虽然已经76岁高龄,身板却很硬朗,记忆力也特别好。在场的许多人他还能喊出姓名,说起黄埔的旧事,他也是一清二楚。他向学生们简要介绍了国共最后一次和谈的情况:“当年文白先生和我们几个人来北京参加两党和谈,共产党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作了很多让步,国民党完全可以接受。无奈当局无和平诚意,坚持顽固立场,致使战火又燃,给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失,国家元气更伤。傅作义将军、程颂云(程潜)毅然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或接受和平改编,或领导起义,是十分明智和顺乎民心的行动。我们黄埔一期同学中,郑洞国同学在长春和平投降,陈明仁同学在长沙和平起义,是识时务的俊杰,应该成为我们的黄埔同学的榜样。”
几位同学唉声感叹,悔不该当初与人民为敌,落得如此下场。
邵力子说:“文白先生刚才向你们传达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只要你们真心诚意地悔改,一定会得到人民的谅解。”
张治中也补充说:“周总理要我转告大家:今后谁愿意留在大陆为祖国建设服务,一律妥善安排,愿意去台湾或海外者,政府也给予方便,保证来去自由。”
两位老师走了,却给功德林留下了希望。
这一系列的工作和措施,推动了战犯们的思想转变。从1959年6月至10月,他们先后三次给*中央写“感恩信”,除表示服罪外,还表示愿在解放台湾的斗争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1959年国庆节前夕,毛泽东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几天以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了特赦的决定,国家主席刘少奇据此发布了特赦令。
消息传来,在秦城农场劳动的战争罪犯们个个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争着看报纸,有的把毛泽东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