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西方小品（第1页）

第二集1。哀歌1

六月的日子2以后，我看到革命被征服了，但我对被征服者，对倒下的人，依然怀着信心，我相信蒙难者创造奇迹的力量，相信他们精神上的强大。到了日内瓦，我看得逐渐清楚了，我知道革命不仅被征服了，而且它是必然要被征服的。

我的发现使我头晕目眩，眼前出现了一个深渊，我觉得，土地仿佛从我的脚下消失了。

不是反动势力战胜了革命。反动势力到处都是愚钝、胆怯、昏庸的，在人民革命浪潮的冲击面前，它到处都在可耻地退却，躲进角落中偷偷等待时机，在巴黎和那不勒斯，在维也纳和柏林无不如此。革命是像阿格利皮娜3一样被自己的孩子害死的，最坏的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他们身上，英雄主义和年轻人的自我牺牲精神多于理智，他们作为纯洁而高尚的牺牲者倒下时，并不知道为什么。幸存者的命运也许更加悲惨。他们争吵不已，互相攻讦，沉浸在令人痛惜的自大狂中，不顾一切，自以为是，那些胜利的意外日子使他们陶醉，他们再也不想前进，不想摘下枯萎的桂冠，脱下新婚的礼服，尽管新娘已经欺骗了他们。

不幸、闲暇和贫穷带来了烦躁、固执、愤怒……流亡者分成了小集团，分歧的中心是名义和嫌隙，不是原则。他们的眼睛总是向后看，他们看到的只是自己那个狭小的圈子，这一切已在他们的言论和思想中，态度和衣着中得到表现；新的行会——流亡者的行会逐渐形成，与其他事物一样变得牢不可破。从前大巴西勒曾写信给纳西昂的格列高利4，说“守斋使他快活，贫困给他带来乐趣”。那么现在也出现了自愿的受难者，他们以吃苦为使命，以不幸为职业，而且其中有的人完全是真心诚意的；不是吗，大巴西勒也在信上向自己的朋友坦率地谈到，扼杀肉体欲望如何使他狂喜，遭受迫害如何使他感到满足。然而尽管这样，认识没有前进一步，思想仍在酣睡……哪怕新的号音和新的警钟唤醒了他们，他们也像九个睡美人一样只能仍从入睡的那一天重新开始。

这些沉痛的事实使我悲伤，它们构成了我不得不经历的教育中难以忍受的一页。

……一天在死气沉沉的苏黎世，我闷闷不乐地坐在我母亲的餐室里；这是1849年12月底。明天我要去巴黎了；天很冷，下着雪，壁炉里两三块木柴冒着烟，吱吱出声，有气无力地燃烧着。大家正忙于收拾行李，我孤零零地坐着：日内瓦的生活从我眼前飘过，前途显得一片暗淡，我有些害怕，心里闷得受不了，要是可能，我真想跪下去痛哭和祈祷，但是我不能，我没有祈祷，我写下了我的诅咒——我的《1849年的尾声》5。

“绝望，厌倦，冷漠！”民主评论家们谈到这些痛苦的词句时这么说。是的，绝望！是的，厌倦！……绝望，这是一个陈旧而平庸的词，一层烟雾，它掩盖着消沉的内心，以爱的面貌出现的利己心理，自以为无所不能的虚荣心的牢骚怨言，以及徒劳无益的努力。这种自命不凡而得不到承认的天性早已叫我们厌倦了，它们由于嫉妒而痛苦，由于高傲而悲伤，这在生活和小说中也屡见不鲜。这一切确实是这样，但是在这些蜕化为可笑的拙劣表演和庸俗的假面舞蹈的骇人的内心苦闷的底层，未必没有真实的因素，那种完全属于我们的时代的东西吧。

诗人掌握着表达这种痛苦的言语和声音，但他太高傲，不能弄虚作假，不能为了赢得掌声而痛哭流涕；相反，他常常把自己的痛苦思想融化在幽默的谈吐中，引得善良的人们捧腹大笑。拜伦的绝望不仅来自性情乖僻，也不仅是个人的情绪。拜伦之所以不幸，是由于生活欺骗了他。但生活欺骗他不是由于他的要求是错误的，只是因为英国和拜伦属于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两种不同的教育成果，它们正好在迷雾开始消散的时代相遇了。

这种不协调现象以前也是存在的，但在我们的时代，人们才意识到这一点，在我们的时代，人们才越来越看到，任何信仰都无济于事。在罗马产生这种裂痕之后，出现了基督教，在基督教之后，出现了对文明、对人类的信仰。自由主义构成了最后一种宗教，只是它的教会宣讲的不是来世，而是今世，它的神学是政治学；它立足在地面，没有神秘的和解办法，它需要事实上的和解。风行一时之后又归于没落的自由主义，已把这种脱节现象暴露无遗；它所引起的痛苦意识表现在现代人的讽刺中，他的怀疑主义中，它们彻底扫除了打倒的偶像。

讽刺是苦闷的发泄，它看到逻辑的真理与历史的真理并不一致，除了辩证的发展，还有人的情绪和偶然因素在发生作用，除了理性，还有非理性因素。

绝望6，就我们赋予这个词的意义而言，在革命前是不存在的；18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信仰的时代之一。我不必提伟大的殉难者圣茹斯特和使徒让·雅克·卢梭；但难道以上帝和自由的名义为富兰克林的孙儿祝福的伏尔泰爷爷7不是人类宗教的虔诚信徒吗？

怀疑主义是同1792年9月22日的共和国8一起宣告诞生的。

雅各宾派和一切革命者都属于少数派，发展水平的不同使他们与人民生活相隔离，他们构成了一种世俗的教士集团，准备担当人民群众的世俗牧师。他们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最高思想，它的最高的、然而不是普通的认识，不是每个人的思想。

这新的教士集团没有掌握强制手段，不论有形的或无形的都没有。他们手中一旦失去权力，便只剩了一种工具——信念，然而信念光靠正确是不够的，一切错误便来自这里，因为它还需要另一个条件——脑力的平等！

在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时，在高唱胡格诺派9的圣歌和神圣的《马赛曲》时，在火炬燃烧、鲜血遍地时，这种不平等是不会被意识到的；但是最后，封建君主的阴森大厦崩溃了，墙壁终于被推倒，铁锁被砸破……再用一把力，缺口便形成了，勇敢地走在前面，大门打开了，群众一拥而入，然而这不是他们所期待的群众。这都是谁呢？他们属于哪个世纪？这不是斯巴达人，不是伟大的罗马公民。“我是奴隶，不是俄狄浦斯！”10无法抗拒的污泥浊水淹没了一切。1793、1794年的恐怖时代反映了雅各宾派内心的惶惑：他们发现了骇人的错误，想用断头台纠正它，但是不论砍下多少脑袋，还是只能在崛起的社会阶层面前垂下自己的脑袋。一切都向它屈服，它战胜了革命势力和反动势力，它冲垮了旧体制，用自己代替了一切，因为它是唯一的实力派，当代的多数派；西哀士11的话比他自己想象的更正确，他说，市民便是“一切”。

市民阶级不是革命产生的，他们有自己的传统和作风，那是与革命思想格格不入的另一种方式。贵族把他们踩在脚下，列入第三等级；自由以后，他们便踏着解放战士的尸体，建立自己的秩序。少数派不是被镇压，便是被市民阶级所吞没。

每个世代都有一些人不顾客观形势，依然充当思想的坚定保卫者；正是这些利未人12，或者不妨称作阿兹特克人13，由于独占了高度的文化，由于掌握了不必完全从事体力劳动的富裕的有闲阶级的智力优势，受到了不公正的惩罚。

这件事的荒谬和不合理使我们生气，无法忍受。仿佛有人（除了我们自己以外）保证过，世界上的一切都会变得美好，公正，沿着康庄大道前进。我们对大自然和历史进程的奥妙一直大惑不解，但现在应该可以看到：在大自然和历史中，都有许多偶然的、愚昧的、不顺利的、混乱的因素。理性和思想的胜利只是最终的结论；一切都是从新生儿的愚昧无知开始的；可能和意向蕴藏在这中间，但在通向发展和觉醒的过程中会遇到一系列外在的和内在的影响、曲折和停滞。一个人的头脑积了水，另一个人跌到地上压扁了脑袋，两人都成了白痴；第三个人没有摔跤，也没有死在猩红热中，他成了诗人、将军、土匪、法官。在自然界，在历史上，在生活中，一般说来我们大多只知道胜利和成功；现在我们才开始感到，不会每一张牌都符合我们的意愿，因为我们自己就是一张错误的牌，打输的牌。

意识到思想无能为力，真理对现实世界缺乏强制力量，这使我们悲痛。一种新的摩尼教控制了我们，我们出于怨恨，正如相信合理的善一样，准备相信合理的（也就是有意识的）恶14——这是我们对理想主义献上的最后贡品。

这痛苦会随着时间而流逝，它那悲惨而炽烈的性质也会平伏；在合众国的新世界中它便几乎并不存在。那里的人民年轻有为，富于事业心，实干胜于聪明，一心一意在安排自己的生活，根本不知道我们那种悲痛的体验。除此以外，那儿也没有两种教育水准。在那个社会里，构成各别阶层的人在不断变化，随着每人的收支账目而上浮或下沉。英国移民的强壮血统在惊人地繁衍；如果它占了上风，人们不会因而幸福一些，但会富足一些。这富足比起浪漫主义的欧洲所向往的富足会差一些，贫乏一些，枯燥一些，然而在那里不会有皇帝，不会有集权，也许还不会有饥饿。谁能够摆脱旧欧洲的亚当，脱胎换骨，变成新的乔纳森15，那就请他搭上第一艘轮船，前往威斯康星或堪萨斯吧，到了那儿，他也许会比待在分崩离析的欧洲愉快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