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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三十九章（第1页）

金钱和警察——皇帝詹姆斯·罗特希尔德和银行家尼古拉·罗曼诺夫——警察和金钱

1849年12月我得知，从巴黎寄出并经大使馆证明的我的财产的抵押委托书作废了，接着，我母亲的存款也被冻结了。不能浪费时间，我便像上一章中说的，马上离开日内瓦去找我的母亲了。

在我们入不敷出的时期，轻视财产是愚蠢的，虚伪的。金钱便是独立，力量，武器。在打仗的时候，谁也不会丢掉武器，尽管它令人厌恶，甚至已经生锈。做贫穷的奴隶是可怕的，我从各个角度研究了这个问题，因为多年来我接触过一些人，他们在政治风暴中触礁以后，幸而脱险，已身无分文。因此我认为，采取一切措施从俄国政府的魔爪中抢救可能抢救的财物是正当的，必要的。

我本来已几乎失去一切了。在我离开俄国的时候，我没有任何明确的计划，只是想尽可能待在国外。1848年的革命来了，把我卷进了漩涡，我还没来得及为抢救我的财产作任何安排。善心的人们责备我，说我忘乎所以，一头钻进了政治运动，却把家庭的未来丢在脑后，听天由命。确实，这可能是不够谨慎的，但是如果在1848年的罗马，我能坐在家里，只顾考虑挽救财产的办法，把窗外觉醒的意大利的沸腾生活置之不顾，那么我也许就不会待在国外了，我会回到彼得堡，重又走进衙门，说不定还能当上“副省长”，坐上“检察长”的位子，对下级颐指气使，对上司口称“卑职”了！

我没有这么大的耐心和度量，直到现在我还为此感到庆幸。如果我让那些信仰和热血的光辉时刻白白过去，我的内心和回忆会为此遗憾终生！这样的损失，我能用什么弥补呢？何况不仅是我，还有她，又能用什么弥补呢？她那被摧残的生命后来只是在重重的苦难中走向坟墓，如果我出于深谋远虑，剥夺了她几乎是最后几分钟的欢乐和幸福，那么我将受到良心多么严厉的谴责！再说，我毕竟完成了主要的事——除了科斯特罗马的庄园，我几乎已救出了全部财产。

六月的日子以后，我的处境变得更危险了。我结识了罗特希尔德1，请他给我兑换两张莫斯科的银行票据。当时自然百业萧条，行情极不景气；他的条件很苛刻，但我马上答应了，我还发现，一抹同情的微笑涌上了罗特希尔德的嘴唇——他把我当作了挥霍成性的俄国王公，在巴黎背了一身债，因此称我“伯爵先生”。

起先这些票据马上兑到了现款；后来那些金额大得多，银行虽然也照付了，但罗特希尔德的代理人通知他，我的存款已被冻结——幸亏那时这些款子已全部提空。

这样，我在巴黎的那个大动荡时期手中拥有一笔巨款，但我没有经验，也不知道该把它怎么办。不过结果还是相当好。一般说来，在财务问题上越不焦急，越是安心和冷静，一切便越容易解决。贪得无厌的守财奴和视钱如命的吝啬鬼，往往像浪荡子一样容易破产。

根据罗特希尔德的劝告，我买进了美国股票，也有一些是法国的，还在阿姆斯特丹街买了一幢不大的房子，它是勒阿弗尔饭店租用的。

我为了与俄国脱离关系所采取的最早的革命行动之一，却把我推进了保守派寄生虫的行列，跟银行家和公证人打交道，跑证券市场——总之，把我变成了西方的食利者。现代人与他生活的环境的不协调，给个人行动带来了可怕的混乱。我们正处在互相干扰的两条激流的中央，有时被抛向这边，有时被抛向那边，而且还会一直被这么抛来抛去，除非有一条终于控制了局面，尽管这时水流依然翻腾起伏，动荡不定，但已是奔往一个方向，它才能使我们摆脱困境，也就是把我们卷进它的流向中。

在这时刻到来以前，谁能够随机应变，尽管在惊涛骇浪中颠簸不定，依然不离开自己的航向，这样的人是幸福的！

由于购买房子，我有机会接近了法国商人和资产阶级的世界。在办理房地产买卖契约的过程中，法国官僚的形式主义并不输于我们。老公证人向我宣读了几叠文件，先是撤销不准宣读的规定，然后才是法令本身——这一切构成了整整一大本书。在最后关于价格和手续费的磋商中，房主说，如果我立即把全部房价付给他本人，他可以让步，负担办理房契所需的大量费用。我不明白他的意思，因为一开始我已宣布，我预备用现款购买。公证人向我解释道，钱必须留在他那儿至少三个月，以便发布公告，让对房屋持有任何权利的人在这期间提出申诉。房屋已抵押七万法郎，但它可能还抵押给了第三者。经过三个月，完成查询之后，才能给买房者以该动产抵押款已全部清理的证明，原来的房主也才能拿到钱。

房主声明，他没有其他债权人。公证人证实了这一点。

“您能用名誉保证这幢房屋不涉及其他债务吗？”我对他说。

“我乐于保证这一点。”

“既然这样，我同意，明天我就可以把罗特希尔德的支票送到这儿。”

第二天我找罗特希尔德时，他的秘书举手一拍，吃惊地说：

“他们骗了您！这怎么可以！如果您同意，我们可以制止这种出售方式。这是闻所未闻的事——在这样的条件下向不认识的人购买房屋。”

“您愿意的话，我可以派人跟您一起去看看，怎么样？”詹姆斯男爵2本人问道。

我说，我不想扮演这种孩子的角色，既然答应了，便得这么办。我拿了全部房款的支票。我到了公证人处，那里除了证人，还有一个来取七万法郎的债权人。买契宣读以后，我们签了字，公证人祝贺我成了巴黎的房主——只剩下交割支票一事了。

“真糟糕，”房主从我手中拿了支票，说道，“我忘了嘱咐您得开两张支票，现在我怎么分出七万法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