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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而这就是她的不幸。但这种解释不幸的方式似乎误入歧途了。并不是通过感到不幸福，她就从某种中立的状态转到坏的状态中了。相反，她的不幸福是对一种不幸状态的理性反应。她本来有一个钢琴家的职业，但现在她不能弹钢琴了，这就是一个悲剧。我们不能仅仅通过让她高兴起来并且享受曲棍球比赛就消除悲剧。

第7章　关于功利主义的争论（2）

●　你认为某人是你的朋友，但他在背后嘲笑你。没有人告诉你这件事，所以你从来都不知道。对你来说，这是不幸吗？享乐主义者不得不说这不是不幸，因为你从未产生过任何痛苦。然而，我们还是觉得有些不太好。你认为他是你的朋友，而你被愚弄了，即使你不知道这一点，即使你没有感到不幸福。

这两个例子都阐明了同样的基本观点：我们重视所有的东西，因为其自身的缘故，比如艺术创造性和友谊。拥有它们使我们幸福，但这并不是我们重视它们的唯一理由。失去它们是不幸的事情，但这并不取决于失去它们是否伴随着不幸福。

这样，享乐主义似乎误导了幸福的性质。典型的，幸福不是某种被识别为善的东西，也不是因为它自身的原因而被追寻，其他事物也不仅仅是作为达到它的手段而被欲求。可以说，幸福是我们得到识别为独立的、依其自身而善的事物之后所拥有的反应。我们认为友谊是一种善的事物，所以拥有友谊使我们幸福。相对于首先宣布追寻幸福，然后决定有朋友可能会使我们幸福，再寻找朋友作为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这是不同的。

由于这个原因，在当代哲学家中已经没有多少享乐主义者

了。那些赞同功利主义的人也因此而去寻找一种不再假定善或恶的享乐主义解释的方式，来明确阐述他们的观点。一些哲学家（比如英国哲学家G．E．摩尔（1873—1985））试图列出其自身

被视为善的事物的列表，他认为有三种明显的、真正的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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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和艺术享受，正当的行为是那些增加了世界对这些事物的供给的行为。其他功利主义者回避了有多少事物自身即善的问题，只是说，正当的行为是那些有最好结果的行为，然而，这是无法测量的。还有人说，我们的行动应当使人们的偏好（preference）　得到最大的满足。这些已经超出了本书讨论各种功利主义优缺点的范围，我提到它们只是为了表明，古典功利主义的享乐主义假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抛弃了，现代功利主义发现很难坚持它。他们首先主要表明享乐主义不再是功利主义理论的必要组成部分，以此来抛弃它。

所有的结果都重要吗

然而，“只有结果是重要的”这一思想是功利主义的必要组成部分。这个理论的最基本的思想是，为了决定行为是否正当，我们应当看看，这样做将会发生什么结果？如果在决定正当性时，其他东西也是重要的，那么功利主义的基础将遭到破坏。

一些最有力的反对功利主义的论证攻击的正是这一点：他们力陈，在结果之外，各种不同的考虑在决定正当与否方面也是重要的。下面有三个这样的论证。

公正。在学术期刊《调查》（Inquiry）1965　年的文章中，H．

J。　麦克克洛斯基（）　要求我们考虑下面的案例。

假设一个功利主义者访问一个存在种族冲突的地区，在他访问期间，一个黑人*了一个白人妇女，这一罪行的结果是：发生了种族骚乱，白人暴徒在警察的纵容下，怒殴、杀害黑人。下面就更是假设了：在罪行发生的时候我们的功利主义者正好在现场，因此他的证词将会宣告某个特定的黑人有罪。如果他知道尽快逮捕嫌疑人将会停止骚乱，停止对黑人处以私刑，作为一个功利主义者，毫无疑问，他一定会得出结论，他有责任容忍去做假证，处罚一个无辜的人。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7章　关于功利主义的争论（3）

这是一个虚构的例子，虽然很明显，麦克克洛斯基是因写作时存在的种族主义的气氛而得到灵感的。无论如何，这个论证是，如果某人处于这种状态中，站在功利主义的立场上，他就会容忍去做假证，指证一个无辜的人。这可能有一些不好的后果——某个无辜的人可能被处决——但有足够多的好的结果超过了这些不好的结果：骚乱和私刑将会停止。最好的结果是通过说谎来实现的，因此，根据功利主义的观点，说谎就是要做的事情。但是，论证继续，导致一个无辜的人被判死刑，这又是错的。而功利主义又包含着这是对的，因此，功利主义一定是不正确的。

根据功利主义的批评者的观点，这个论证表明了一个理论最严重的缺点，换句话说，它与正义的理想相矛盾。正义要求我们：根据人们在特定情况下的功过，公正地对待他们。麦克克洛斯基的例子说明了正义的要求和功利的要求是如何发生冲突的。因此，说功利就是一切，这样的伦理学理论不可能正确。

权利。下面的例子不是虚构的，它出自美国联邦第九上述法院（加利福尼亚南区）1963年的记录，约克诉斯托里（York　v。　Story）　案：

1958　年10　月，上诉人（安杰利恩？约克（Angelynn　York））去齐诺警察署，将有关袭击她的指控的材料归档，警察署的一位警官阿伯里？罗恩？斯托里（Appellee　Ron　Story）　身着警服，对上诉人说，有必要给她拍照。然后斯托里带着上诉人去了警察局的一个房间，锁上门，让她*服，她就做了。随后斯托里又让上诉人做出各种各样下流的姿势，并且拍了照。这些照片没有用于任何法律目的。

上诉人反对*服，她对斯托里陈述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没有必要给她拍*，或者拍他要求做的那些姿势，因为在这样的所有照片中都显现不出她的瘀伤。

那个月的晚些时候，斯托里告诉上诉人，那些照片没有洗出来，他已经把它们毁了。而事实却相反，斯托里把那些照片在齐诺警察署的职员中间传播。1960年4　月，警察署的另外两名警官——被告路易斯？莫雷诺（Louis　Moreno）和亨利？格罗特（Henry　Grote）——同样身着警服，并且用置于警察局的警备照相器材加印了斯托里拍摄的那些照片。之后，莫雷诺和格罗特在齐诺警察署的职员中间散布那些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