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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孤儿院（第1页）

毕斯躺在露台台阶上呼哧呼哧地打呼噜，被我的脚步声惊醒了，像麋鹿那样低吼起来，我走到它身边，它才停住叫声。我用膝盖蹭开它，它便跟着我走到二楼走廊里。我在正对马路的楼梯顶阶坐下来。毕斯在旁边转了一两圈，把湿乎乎的脸挤到我的臂弯里，兴奋得直哼哼，表示它很乐于和某人分享清晨时光；然后，它判断出我无精打采的，也不会陪它玩，便跑下楼梯冲到路上，消失在海滩边的棕榈树后。过了一阵子，我还能听到它嬉水的声音。天还没亮，但空中已有一层漂亮的、半透明的粉色光晕。兹沃乔纳的灯光依然倒映水中，明亮的倒影掠过整片海湾。

水面上的光影正在慢慢撤回，向路边收拢，这时，巴尔巴·伊万下楼来了。他走得很慢，一步一步踏在楼梯上。他看了我一眼─裤腿磨破了，外套沾着土，手上有血渍，说道：“我看到你去了葡萄园。”

我独自一人做了那番努力，这似乎令他信赖我。他问我想不想和他去钓鱼，我说不，但终究还是跟着他走向他的船。那是一条蓝色的摩托小快艇，船身上的油漆都掉皮了，黄黄绿绿的藤壶黏在船底，像是对船的回报。他穿着橡皮靴，抱着两只大木板箱、一只空桶，据他说，他在岸边布了一些龙虾笼，再远一点则撒了一张捕狗鲨的小网，还有一张大网布在海湾中央，那是安通神父不用照看孤儿院的时候帮他安置的。他跟我讲这些时，展开了双臂，用平摊的手掌把地平线切割成平行相距的几个长方形。

接着，他对我讲起了掘地人的事。上个星期，他们出现在他家门口，整整两车人，带着他们所有的盆盆罐罐─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乱七八糟的一堆破玩意儿，一开始，他以为他们是吉卜赛人。那时候，他不知道他们病得厉害；只有迪雷进了屋，站在巴尔巴·伊万的厨房里对这对夫妇说葡萄园里埋了具尸体，是迪雷在战时亲手埋下的；当时他把远方表亲的尸首背下山，却不得不留在那里。尸体被埋在山顶那片地的那几个月里，这栋房子没人住。现在，一大家人都病了，谁也帮不了他们，他们村里的巫婆告诉他们，是那具尸体害得他们生病，尸体在声张它的意愿，想得到最后的仪式，想要一处体面的葬身之地。年初，家里的一个婶婶得病死了，他们便下了狠心要掘地三尺、不惜一切代价把它找到。

“纳达不把他们当回事儿，”他对我说，一边解开缆绳，“可是，说到底，他们带着孩子，而且，难道我们想在葡萄园里埋个死人吗？”

上星期，他一直在观望他们，并且越来越不安。“你看到那些小袋子了，”他指了指自己的脖子，“为了除病去灾，他们在袋子里装了─我不清楚─什么死的东西，还有草。”

他们还带了很多瓶子，巴尔巴·伊万曾经怀疑他们想在这个国家倒卖什么，比如某种稀罕的私家混酿拉奇加。但是，那个少妇跟他说，瓶子里装的都是圣泉水─圣泉在国境那边，也就是在迪雷和我的国家里─还泡了一些对健康有益的药草。

“可他们还没挖到吗？”我问。

“哎呀，早没了吧，”巴尔巴·伊万咧嘴笑起来，“我一直跟他们这么说─早没了。那里的土很硬、很浅。它肯定不在原来埋下的地方了，洪水把它冲走了，野狗把它拖走了。天知道！”

巴尔巴把木板箱放到小船里，尽管他摆摆手不让我动手，我还是帮他把船推下了水。毕斯已经上船了，尾巴疯摇，带动屁股连着下半身左摇右晃。巴尔巴·伊万跨上船，好像他有千八百年的时间，慢条斯理地划向防波堤旁的摩托艇停泊处，再换上摩托艇，把毕斯从小船里抱出来，放进摩托艇里，那条狗便像桅顶的雕塑一样站在湿漉漉的船首，接着，巴尔巴和毕斯从海岸出发，快艇划开清晨的海面。每开几百码，毕斯就会往回跑，跳下船，咧着嘴，带着一脸狗特有的狂喜笑脸，消失在浪头下面；巴尔巴·伊万会关掉马达，任船漂荡，直到狗蹿出水面，要不然呢，他就掉转船头去接狗。

佐拉早上忙的第一件事是给检察官的助手打电话，相谈不到两分钟就骂起来了。在我们同去修道院的路上，我试图逗她开心，便讲起掘地人的事，讲到他们生病是因为死去的表亲，他的尸骨大概就埋在葡萄园里，按照我的理解，那些人只要找到尸体，就会立刻启程运走。

佐拉隔着墨镜瞟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她拖着一辆手推车，车一共两辆，都是纳达给的，为了方便我们把疫苗送到修道院孤儿院。刚才我们站在花园门口，看着纳达把纸箱和木箱推到一旁，这才找到它们─两辆生锈的手推车靠着后墙，轮子都快掉了，前面还有一台破洗衣机和一堆用废纸包的画布，我们心想，那毫无疑问都是狗的画像。

佐拉和我慢吞吞地走过小镇，推车被我们拉在身后，走过的纪念品小商店刚刚开张，走过一家农产品铺子，有个晒黑的瘦男人正在把手写的标价牌贴到装满甜瓜、西红柿、绿油油的青椒和柠檬的木箱上。缓坡下的田里空荡荡的，只有枯黄的死草、黑色的灌木，四处蔓延的杂草在山脚下、路面上投下一块块阴影，山坡谷底里有一群赤膊男人在砸墙，墙已经快倒了。到了渡轮码头，我们遇到一群排着队的孩子，估计是从孤儿院里出来的，他们走在我们前头，拽着一根磨秃了的红绳子，绳子的另一头绑在两个女老师腰间，她俩异口同声地在叮嘱孩子们不要走到马路中间，也不要黏在一起。

到了修道院，我们不得不使劲拽着推车爬上大门口的阶梯，再穿过一个凉亭，葡萄藤像蜘蛛网一样绕满亭顶的格子框。在庭院里的旅游柜台里工作的年轻女士告诉我们，安通神父在花园里。我们把推车留在她那儿，就去找他。要去花园，先要走过一条低矮的、朝向大海的石头隧道；花园的外墙完全掩映在古柏和薰衣草下。花园里有个金鱼池，纸莎草铺张地长在水面上，也遮掩了一块长满苔藓的石头，有人在石头上放了一只欢笑的乌龟烟灰缸。到处可见孩子们的踪迹：随手搁置的小水桶，蓝绿色的小沙车，停在小路中央的塑料火车首尾相连，没了头的洋娃娃只有一只鞋，还有一杆蝴蝶捕网。花园里头有一小片空地，密密麻麻种了些草药、西红柿和几棵生菜，都发出了新芽，我们就在这里找到了安通神父。他穿着僧侣长袍，手持剪刀正在剪草药，等他站起身，我们才看到他戴着眼镜，扎着马尾辫，两颗门牙有点交错。他微笑的样子让人很愉快，还问我们有没有见过塔姆辛─那只乌龟。他朗声大笑，我们也跟着笑起来。当他弯腰去捡他的工具时，佐拉撅起嘴，假装吹了声口哨，还在胸前画了个十字。

神父帮我们把两辆推车挪到修道院内院，一路上要先经过小礼拜堂外的几扇关闭的大门，再攀上钟塔下的阶梯，黄铜大钟正摇摇摆摆敲出震响，这钟声能飘上山顶。安通神父把修道院里的回廊称作“博物馆”，孩子们已经被叫出去了。白色长廊的上方有一排方形天窗，和教堂里的内堂平行。长廊两边的墙角整齐堆放着一些空睡袋。安通神父解释说，等新孤儿院建成，孩子们都搬过去住，这条走廊将用作陈列室，摆放老图书馆里的历史文物和当地艺术家的作品。

“本地艺术。”他颇为自豪地眨眨眼，带我们去看一面墙，更多的毕斯画像列成一排。这些画是用彩色蜡笔画的，有站着的狗，有细麻杆腿儿的狗，有三只眼的，有两条腿的，有的像蛤蟆，不乏各种奇形怪状的毕斯，有的画在纸巾上，有的画在报纸上或厕纸上，把这些画精心排布起来的人显然比艺术家们高出一截。长廊尽头的墙上嵌着一颗炮弹，周围的石灰和涂料都开裂了。

“那是颗炮弹。”佐拉不带任何情绪地说道。

“是的，”安通神父回答，“威尼斯的船打过来的。”然后，他指了指大海的方向。

孩子们正在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自习，看起来像是古老的厨房。空壁炉十分巨大，墙角的木箱上有一只转轮，木架上摆放着好些本世纪初的铁器具，活像是能把人夹死的刑具。好多石碗在多层壁炉台上堆放成几排。一张老旧的单层渔网挂在门上，兜着一只脏兮兮的长毛绒蓝鱼玩具。屋子中央，安通神父的孩子们猫着腰坐在长条木凳上。桌子上有几只装铅笔和蜡笔的玻璃杯，色彩胡乱纷呈在纸上，倒也很艳丽，有些纸在孩子笔下，有些在屁股底下，还有些纸是用来擤鼻涕、折纸飞机或纸小鸟的。奇怪的是，这里十分安静。我们站在走廊里，能听到庭院里响起的嘹亮钟声，但在这间厨房里只有吸鼻子的声音、纸张的摩擦声，偶尔还有孩子挠头所发出的有节奏的轻响。他们都很瘦小，小脸苍白，但都挺结实。看管自习的是另一名僧侣，叫作帕索神父。他剃了光头，留了胡子，是个意大利人。他没有朝我们微笑。

我们原来计划把糖果留到注射后分发，好让孩子们耐心配合，还能用糖果安抚哭啼娃，哄哄吓得大气都不敢出的胆小鬼，让昏过去的孩子醒过来，再收买几个活蹦乱跳要逃脱你的掌握并躺在地板上的小赖皮。然而，这间房是如此安静，小脑袋们都猫在纸头上，这情景触动了佐拉的某根神经，她把放在最上面的一盒糖果拆开，给大家看，并说道：“我们有糖。”话音一落，孩子们就簇拥过来，仍是静悄悄的，却把她拥在中间，眼巴巴朝冷藏箱里瞅着，走开的时候每人手里都有一袋奇波小糖果。开战之后他们大概就没再看到过这些小玩意儿，有些小孩甚至可能从没见过。佐拉在房间门口的楼梯上坐下来，分发糖果，我站在一边看，直到一个褐色头发、眼神镇定的小男孩走过来，拉住我的手，领我走进放满桌椅的厨房，让我看他的画。他有点苍白，但显然得到了细致的照料，当他凑近我、把他的画指给我看时，我闻到小脑袋上有股干净的味道。发现他也画了一张毕斯画像时，我一点儿也不惊讶，不过，他给那条狗画上了几只苹果绿的奶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