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第10部分（第3页）

胡：唉呀，现在记不清了。

岳：您在五十年代的报告中说的是亲手交给博文了。

胡：当时我想是交给博文了，不过现在又一想，好像没有交给博文而是他办公室的一位秘书。

岳：您交给这个秘书时，办公室还有其他人在场吗？

胡：还有两个秘书，或者是职员。

岳：这两个人的名字知道吗？

胡：弄不清楚了，当时乱得很，谁还去想这些。

岳：您将箱子交给这位女秘书时，有没有签个字什么的呢？

胡：没有。

岳：这么大的事，您怎么没有亲自交到博文手上，交给他的秘书怎么也没留个字据什么的呢？

胡：我送箱子去博文办公室时，博文不在，或者是在，正要出门，打个照面就走了。再说，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在协和医学院就是个打杂的，根本没有人看得起你，就像现在中国人到了美国一样，或者说就像你们山东老家那个村的农民到了北京一样，根本没有人瞧得起你。既然人家不把你当回事儿，你还要自己“跳出来”，要立个什么字据。这就如同一个打扫卫生的小民工，对北京市市长陈锡同还是什么人说：你这个小卧车是用纳税人的钱买的，我也有份，当然可以坐坐。我现在跟你立个字据，看什么时候你坐，什么时候我坐？要是这样的话，我想这个小民工可能要在三个地方呆着：一个是在他租住的小平房里或在街头呆着；一个是在东郊精神病医院呆着；一个是在监狱里呆着。那时中国人在协和的地位与这个小民工是一样的，甚至还不如，情况就是这样。

再说，当时谁也不知道“北京人”后来会出事，所以也就没想那么多。也没把问题想得那么复杂，那么严重。一个人吃几碗干饭要心中有数，不知天高地厚是不能在世上生存的，在那种环境下，你让我装箱，我就装箱；让我送去，我就送去，这就行了，其他的事就不是我要过问的了。不过，装完箱后，我还是多了一个心眼，把两个箱子里装的所有化石都列了一份清单，并在清单上写上A和B两个字，然后将这份清单交到了裴文中手上。

岳：你一说，我明白和理解了一点，做个中国人是够可悲的，做个中国农民就更可悲了，想到我们山东那个村里人的生活与社会地位，心里感到酸酸的。由此想到你们当初在美国人手下做事，真让人想到什么与什么之间的关系。看来要活在中国有两个不可缺，一是个岳飞、文天祥不能缺，一个是陈胜、吴广不能缺，至少在精神层面上是这样……。这些伤心的事暂且打住，等以后再讨论，“北京人”后来的情况又怎么发展的呢？

胡：听说博文将这两个箱子转移到了协和医学院F楼4号地下室的保险库里。因为大家知道协和医学院的保险库是一个最保险的地方，即使是失火了，保险柜也不会受到损伤。协和医学院所有的重要档案历来都存放在里面，孙中山在那里治病的案例现在还保存得好好的。不过，博文转移化石之事，我不在场，是后来听裴文中说的。就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的第二天，我见到了裴文中。他告诉我说，他碰到了王锡炽（南按：王锡炽为协和医学院附属医院的院长），王锡炽对他说，博文到办公室看见两个箱子后，当天就将那两个箱子亲自押送到了F楼4号地下室的保险库里。两个箱子在那儿只呆了一夜，就又送走了。到底送到哪儿去了不知道，估计是送到美国公使馆去了。

第五章　　转移北京人（9）

岳：既然您是听裴文中说的，而裴文中又是听王锡炽说的，而王锡炽也没有亲自参与其事，那么用什么来证明，博文确实是把两个箱子从他的办公室押送到了保险库呢？博文有没有可能将箱子弄到别的地方去了呢？

胡：这个不太可能。因为还有一个叫常文学的人用小车帮博文将两个箱子推到保险库的，常是博文办公室的勤杂工，当时他并不知道里面是“北京人”，只是稀里糊涂地押送就是了。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为“北京人”丢失的事，常文学被日本宪兵给抓去了，一顿鞭子加老虎凳什么的伺候，常文学才从日本宪兵的审问和提示中知道，他那天送的东西是“北京人”头盖骨。所以说我是最后一个见到“北京人”的人并没不错。日本占领协和医学院后，我又听说博文被日本宪兵抓去审问时，也是这么讲的。

岳：可惜我们现在无法证明博文是这么讲的？而事实是否真的如此也无法证实。

胡：因为当时与博文同时受审的还有美国公使馆的人，他们也被抓去了，知道博文是怎么说的。

岳：这个博文从日本宪兵队被放出来后，你问过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胡：抗战胜利后，我见到过博文并问起过“北京人”的事，可我一提起新生代，一提起“北京人”，他就神经质，全身打哆嗦，我也就不便多问了。

岳：那么究竟有没有谁证明过那两个箱子确实是送到了美国公使馆，并和美国公使馆相关人员办了一些相关的手续？

胡：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久我就逃走了，后面的事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岳：您逃走仅仅是出于个人的安全考虑呢，还是怕“北京人”的事受到牵连？

胡：主要是怕“北京人”的事受到牵连。其实，日本人还没打进北平时，也就是说，我还在装箱的时候，就想着要逃走了。

岳：为什么您在那个时候就会想到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