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你是说博文搞鬼?这不可能,因为这样的事他必须要向胡顿院长报告,他是受胡顿领导的。
岳:胡顿与博文同是美国人,协和医学院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撑的。周口店的整个发掘工作,也是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经费资助下开展的。那么在“北京人”归属的问题上,从这个时候开始,美国人会不会产生占为己有的想法呢?
胡:这我不知道,他想占有那是他们的事,我不了解。五六十年代,中国方面与美国方面有过一番这个意思的论战,但没有什么结果。这个事情我没有证据,不好多说,无可奉告。
岳:噢!这个问题就先搁这儿,不再提了。我们再回到装箱这个焦点上来。您得到装箱的通知后,有没有告诉裴文中呢?
胡:当然我要告诉裴文中啦!息式白走后,我感到事关重大,于当天下午就跑到了兵马司裴文中的办公室,把装箱的事告诉了他,还问怎么办?裴说:“你赶紧装吧!”好像他早已知道了。当天,我和另一个人便开始装箱了。
岳:装箱不是只有您一个人吗?怎么这半路上又杀出了一个程咬金?此人姓甚名谁?
胡:这个人叫吉延卿,是协和医院解剖科的一个技术员,中国人。是我请他帮的忙,因为我一个人无法从三楼把大木箱抬到一楼来。
岳:吉延卿此人现在还在世吗?
胡:早不在了,大概在1945年前就生病死了。
岳:哦!死得太早了,要不可以找他回忆一下,现在知道这件事的只有您一个中国人了?
胡:是的,只有我一个了。我让吉延卿帮我把早已准备好的两只大木箱抬到办公室后,我们先将房门锁住,然后开始秘密装箱。要装的两个木箱均为白木箱,一大一小,小的为120厘米长,30厘米高,70厘米宽;大的为130厘米长,30厘米高,70厘米宽。由于这次装的不是模型,而全是真家伙,所以我们的每一个步骤都比模型更加小心谨慎。我将“北京人”化石从原来的保险柜中一件件取出,每一件都包了六层:第一层包的是擦显微镜头用的细棉纸;第二层用的是稍厚的白棉纸;第三层包的是洁白的医用棉花;第四层包的是医用细纱布;第五层包的是白色粉莲纸;第六层再用厚厚的白纸和医用布紧紧裹住,就像穿了六层衣服似的。包好后,我才小心翼翼地将它装入四方形的小木盒,并用汲水棉花将小木盒剩下的空间填满,然后再将这些小木盒一一装进大木箱里,最后再用木丝填实,使化石和小盒、小盒和大木箱形成一个牢固不动的整体。因为不这样的话,在动输途中就容易碰撞破碎。至于那些牙齿化石,由于最零碎,最容易遗失,所以我就用小纸盒来装。这些小纸盒内填有棉花,上面压有玻璃,玻璃上贴有镶着红边的标志,标明牙齿部位的符号。小纸盒装好后,先放入小木箱,再装进大木箱。“北京人”化石主要装在较大的一个木箱里,另一个较小的木箱内,则主要装的是“山顶洞人”化石。化石全部装完后,再严密封盖,在外边加锁,并在两个木箱的外面分别标有“CadⅠ和CadⅡ”的字样。
岳:您装完这两个箱子一共用了多长时间?
胡:大约两个多小时。
岳:才两个多小时,怎么会这么快?
胡:因为在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前,也就是1937年的6月间,魏敦瑞怕日本人进城后,“北京人”放在协和医学院有危险,就让我先把化石用箱子装起来,我就装过一次箱了,箱子是我找新生代研究室的木工张寿山做的。装完箱后,就送到了美国花旗银行的保险库里。后来见协和医学院还算平静,又从美国花旗银行的保险库里取了回来,重新放到了协和医学院的B楼魏敦瑞办公室的保险柜里。因为魏敦瑞不断研究,我也做模型,化石就从箱子里重新拿出来了,有时放回去也没有包装,想不到两个箱子后来又派上了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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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转移北京人(8)
岳:原来“北京人”化石装过两次箱,并且几年前就曾经转移过一次了。
胡:是的,正因为我装过一次箱,所以第二次装箱对我来说,就是一件轻车熟路的事情了。
岳:“北京人”装完箱后,您又是怎么处理的呢?
胡:两个箱子装好后,我和吉延卿就找来一辆平板小轮车,然后分别将两个箱子运到了总务长博文的办公室。
岳:确实是您亲自将这个箱子送到博文办公室的吗?
胡:这么大的事还能说瞎话?这可不是乱说的事情,要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岳:送到博文办公室后,您和博文又是怎么交接的?
胡:两个箱子我并没有亲自交到博文手上。
岳:没交给博文?那您交给谁了?
胡:博文的一位女秘书。我们一进去简单一说,她迎上来说博文交代过,她知道这事儿,说放这儿吧,我们就放那儿了。
岳:此人姓甚名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