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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6页）

，

经运算筛除教育程度的影响，得到下列参数，

首先仍看自变量对依变量相对于几何平均值的影响。上述参数显示，年长者的比值是平均值的

倍，年轻者的比值是平均值的

倍，干部、知识分子的比值是平均值的倍，其他职业者的比值是平均值的

倍。再看自变量的一对取值对依变量的影响：在出生年对依变量（收入重要

收入不重要）的影响中，年长者与年轻者的比值之比为，即一旦个案为年长者，则其认为“收入重要”的机会是年轻者的

倍。在职业对依变量的影响中，其他职业者与干部、知识分子的比值之比为，也就是说，一旦个案为其他职业者，其做出

倍。这一分析结果证实了社会地位较低者和年长者更注重实际且较缺“收入重要”这一选择的机会是干部、知识分子的乏浪漫气质这一研究假设。

关于“政治面目”这一因素的分析

在回答“政治面目在双方结合中的重要性如何”时，选择“重要”与选择“不重要”的频数之比（

）是这一分析中的

依变量，自变量仍是出生年（

、教育程度（

）和职业

。

对数线性回归筛选出的最佳模型为经运算筛除职业的影响，得到下列参数：

出生

将自变量对依变量的影响与几何平均值相比：

倍，年轻者的比值是平均值的

年：年长者的比值是平均值的

教育程度：中学以下者的比值是平均值的倍，大学以上者的比值是平均值的

倍；

倍。在出生年对依变量（政治面目重要：政治面目不重要）的影响中，年长者与年轻者的比值之比为

也就是说，一旦个案为年长者，则其认为“政治面目重要”的机会是年轻者的

倍，在教育程度对依变量的影响中，中

学以下教育程度者与大学以上教育程度者的比值之比为

，即一旦个案为中学以下教育程度者，则其选择

“政治面目重要”这一答案的机会是大学教育程度以上者的

倍。

这一分析中，二阶的影响也较显著，对它的解释是：在相同的职业中，年长年轻的区别对依变量的影响是教育程度区别

对依变量影响的

倍（

这一分析结果再次证实了研究假设，即年轻者更注重浪漫爱情，而年长者更注重实际，教育程度高者更富浪漫气质，而教育程度低者在配偶身上更看重那些实际的因素

结论

这项研究所获得的数据证实了最初的研究假设：生活环境越是接近现代化，人们越看重浪漫爱情。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浪漫爱与现代化关系的理论。这种现象是否反映出一种文化趋同的趋势呢？

谈到这个问题，我想引用费孝通先生最近一篇讲话中对这一问题的见解，他说，“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的多样性是会像经济不平衡性一样在发展过程中逐步淡化么？望文生义地想，现代化既是全世界人民面临的共同趋势，应当包括经济的趋平和文化的趋同。事实可能比这种看法要复杂得多。”在同一篇讲话中他还说：“我还没有被人们的理想最后会趋同的理论所说服。（《从小培养二十一世纪的人》）

”　为了追求舒适的物质生活，世界上各种文化的人都致力于经济的发展，因为发展经济是人们达到物质富裕的惟一途径。人们在这一点上绝不会做出其他的选择。但是文化的问题却不同，由于并没有像经济的富裕与贫困这样一个明显的尺度（标准），就不能像说富裕是好的、贫穷是不好的那样说这种文化现象是好的、那种文化现象是不好的，或说浪漫爱是好的、讲求实际是不好的。美国人可以做出浪漫爱的选择，中国人也可以做出居家过日子、传宗接代的选择。很难说前者就是好的、后者就是不好的。

话又说回来。我们虽然不能评论文化趋同的好与坏，却可以客观地描述趋同是否在发生。在浪漫爱这个纯属文化范畴的问题上，根据我的调查，文化趋同的现象确实在发生，而且对它的解释很可能是在与现代化过程有关的因素之中，如时间的远与近，空间是否在大都市，以及社会经济地位等等。北京市民的看重浪漫爱与否如果是同这些因素联在一起的，那么当现代化和都市化过程进一步发展，人们教育程度进一步提高之后，是不是会有更多的人在结婚过程中更看重浪漫爱情而不是居家过日子的实际考虑呢？从这项研究的结果看，现代化过程与浪漫爱的这种关系确实存在。换言之，如果中国要继续提高现代化的水平，则结婚看重浪漫爱情的倾向也会发展。这项研究也许可以作为文化趋同论的一个证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