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耳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了,像突然划过伦敦夜空的闪电一样击中了那个坐在扶手椅上的年轻人。
他耐心地等着,没有第一时间便跳起来接听,目光久久地停留在桌子上那份已经排列好的印刷样板上。正中的那张照片上,一个杀气腾腾的年轻人正与另一个秃顶了的英国男人瞪视着彼此,他们被摄影师在刹那间捕捉到的坚定表情赋予了这个场景某种身临其境一般的立体感,刹那间似乎又将埃尔文·布莱克带回了那场激烈的争辩之中。
那是他没有意料到会在英格兰看见的场景。
铃声响了3下以后,埃尔文伸手轻轻提起话筒又放下,截断了电话,整个房间突然陷入了寂静之中,而他仍然不慌不忙地等待着,目光来来回回地在那张照片上游弋。几分钟后,电话再一次炸响了,就如同迅猛出击的狮子一样,埃尔文迅速扑过去抓起了听筒,“晚上好,穆勒少校,”流利而且标准的德语低低地在话筒边上回荡着,任何听到这段话的人都会立刻意识到埃尔文必然在德国接受过极其良好的教育,“我就猜到您会在此时联系我。”
他说着,身体挺得笔直笔直,就仿佛电话另一头的那个人此时就站在他的面前一般,“一切都很顺利,少校,绝不会有人怀疑一家报社对于电话的需求,而且我们也的确成功地将它与保密线路连接了起来——是的,我很赞成将军的意见,苏格兰日报是一个我们不该轻易放弃的伪装,上个月,它所刊登的那篇关于德意志帝国有权加入海外殖民地扩张这一市场的文章的确引起了不错的反响,如果我们将现有的基调坚持下去,那么它的确可以为我们吸引来我们在大不列颠所需要的人才。至于今日——tja,那场演讲的确证明了少校您选择斯宾塞-丘吉尔家族而非库尔松家族的远见是极为正确的。”
他的嘴角露出一丝笑容,伸手轻轻将排版上略微有些歪斜的文字部分扶正。
“是的,我撰写了一篇报道,就像您吩咐的那样,没有过于偏向任何一方,但是却又能让对方记住我的存在——我向来都非常擅长英式幽默,少校,您是知道这一点的。是的,我认为,倘若我们按照原定的计划继续下去,等马尔堡公爵被派遣至海外处理英国的殖民地事务时,他们绝不会拒绝让埃尔文·布莱克这个记者也跟着一同前往的。”
英国在南非事务上的态度决定了未来德属西南非洲殖民地的发展。对于提出了争夺“阳光下的土地”的皇帝陛下来说,保住并扩大这块有着“最后处女地”之称的殖民地至关重要,隶属于阿贝泰隆第三部(AbteilungIII②)的埃尔文很清楚这一点。
去年6月,当索尔兹伯里勋爵带领着保守党获得大选胜利过后,他便被立刻调到了伦敦,以一个虚假的苏格兰贵族身份收购了那时濒临倒闭的苏格兰日报报社,并且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秘密地将这间报社改造成了一个能够与帝国方面直接通话的据点——他的祖母来自于一个如今已经血脉断绝,头衔消亡的苏格兰贵族家庭,因此假扮一个苏格兰人对他而言简直轻而易举,困难的只是如何在不引起任何人注意的情况下将他需要的器材运进伦敦。
在那之后,他已经使用了多种身份而活跃在英国社会中,身为日报记者的埃尔文·布莱克只是其中一个罢了。他的主要任务是藉由报社的力量宣传德意志帝国的殖民策略,批判英国的殖民统治,以便在英国当地吸收有着相同理念的,可为德意志帝国所用的人才;同时伺机接近殖民地事务大臣约瑟夫·张伯伦,以及他身边任何有可能接任他职位的候选者。
因此,埃尔文很早便注意到了公然在英国贵族晚宴上批判殖民地政策的,后来成为了马尔堡公爵夫人的康斯薇露·范德比尔特。
当他继续深入挖掘,了解到了马尔堡公爵在外交方面的才能,同时还发现他的姑姑,萨拉·斯宾塞-丘吉尔小姐竟然是第一位贵族出身的女性战地记者,并且报道了第一次布尔战争过后,尽管总参谋部一直认为库尔松勋爵更有可能成为下一任的殖民地事务大臣,埃尔文还是说服了他的上司穆勒少校马尔堡公爵夫妇才是更加值得注意的人选。
而乔治·斯宾塞-丘吉尔出现则更加肯定了埃尔文的猜测是正确的,丘吉尔家族在这个年轻人身上所下的赌注是前所未见的,他们不仅承认了他继承母亲姓氏这一点,并且接纳他成为了家族的一部分,而且还全力支持他参加了这一次的补选。埃尔文坚持认为这与乔治·斯宾塞-丘吉尔在南非殖民地出生的背景不无关系,很有可能预示着丘吉尔家族下一步的政治走向——即参与南非事务。
“是的,我很肯定,库尔松勋爵在这一次补选中会失去伍德斯托克选区。”他继续报道着,但他的话语马上被截断了,电话另一头的穆勒少校似乎得知了什么新的情报,他只简短地说了一句自己或许会再打来,要求自己守在电话旁等着,便迅速挂断了通话。
埃尔文放下了听筒,在头顶那盏昏黄的电灯泡光芒的笼罩下静静地站立了几秒,思考着究竟怎样的突发事件会使得穆勒少校不得不中断与自己的通话。随即,他提起藏在办公桌与灰扑扑的书架间的一个手提箱,迈动步伐向走廊尽头镶嵌的镜子与洗手池走去。他原本计划着在这通电话报告后便启程将排版好的报纸送到印刷厂去,因此倒不妨利用这等待的时间为自己变装。
埃尔文非常地谨慎,从不让任何一重身份过多地出现在人前;当然,也可以说他在这一点上具有普鲁士人的严谨态度,认为什么角色就该去做什么角色该做的事情。更不用说,打扮成一个酗酒失意的苏格兰裔送货小弟远比记者这一身份更在印刷厂受欢迎,即便偶尔他送来的时间超过了规定的期限也能被谅解。
镜子里倒映出了一张非常平淡的面庞,是那种无论如何也不会被人记住的长相,埃尔文对此感到很满意。他小心翼翼地在头皮边缘滴了几滴透明的液体,那是能够溶解将假发粘在头皮上而使用的胶水的溶剂,这种胶水能让假发牢固得即便用手使劲拉扯,也无法看出破绽。另一边,他又拿起了毛巾,将它充分地用热水润湿,一点一点的擦拭掉脸上的伪装。这个过程几乎花了整整15分钟,埃尔文才成功地将那些填补五官缝隙,减少面部立体感和辨识度的油彩洗掉,而他的假发也松动得差不多了。
最终,他又在镜子里看到了那张如今几乎显得有些陌生的英俊面庞——即便在幽暗中也灿烂得耀眼的金发,一双灰蓝色的深邃眼眸,与他母亲常说的,普鲁士男人会让女人心碎的那一抹若有似无地,蔓延在嘴角的笑意——曾经有一段时间,穆勒少校考虑过让他成为张伯伦太太的情人,好让他从张伯伦府邸上窃取情报,那是他仅有的少数能够露出真面目的任务。大多数时候,这张脸就只能在这样的半夜时分昙花一现,几分钟后又将被另外一张惨白的,满是雀斑的面容所取代。
埃尔文加快了化妆的速度,因为他不知道穆勒少校什么时候会再次打来。然而,一直到他以一个高高瘦瘦,带着深深的黑眼圈与干枯红发的苏格兰小伙形象回到办公室之中,电话铃声都没有响起。因此埃尔文决定再等待15分钟,在那之后,他就必须得离开,将做好的排版交到印刷工厂的手中。穆勒少校打来的电话如果没有在第三声以后被挂断,对方便会一直等到自己主动联络过后,才会再打来电话。
坐在办公桌旁的他的目光禁不住再一次落在了那份排好版的报纸上。
那张照片的拍摄昭示着乔治·斯宾塞-丘吉尔与普威尔市长之间辩论白热化的开端——
一边是在泥潭中摸爬滚打多年的老狐狸,是埃尔文见过的将见风使舵这一招发挥到极致的政客之一,整个下午,每当乔治·斯宾塞-丘吉尔话语触及了他的核心,他便避而不谈将话题转移到其他方面,即便埃尔文也在一旁用刁钻尖刻的问题围追堵截对方,普威尔市长仍然有办法在不承认任何错误的前提下,像一条湿滑的鲶鱼一般从包围中溜走。
然而,任何目睹了那场演讲——亦或是辩论的人,都知道普威尔市长的名声已经在这场辩论——亦或是演讲后一落千丈了,他的拒不承认或许能为他留住一部分毫无判断能力的选民,数量上却无法帮助他取胜。
而另一边则是年轻气盛的所谓先锋,埃尔文当然不会相信对方声称的,将普威尔市长邀请来时是计划外的产物,在他看来,乔治·斯宾塞-丘吉尔的这一场演讲显然就是冲着普威尔市长而来的,不管是在这之后的,以铁板钉钉的证据向旁听的群众揭露了对方是如何使用了虚假的数据捏造自己的政绩,还是结尾那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无疑招招都打在普威尔市长的要害上。倘若要用战术来解释的话,就如同奥地利的阿尔文奇将军与法兰西的拿破仑一战,经验终究输给了策略。
对此,埃尔文在他的报道中如此评价道:再大的嗓门,再精确的数据收集,再犀利的言辞攻击,都无法掩盖丘吉尔先生的稚嫩和天真,倘若说有任何伍德斯托克的居民会为他投票,那也是看在他那张清秀面庞与显赫姓氏的份上。普威尔市长在这一次的选举中做出的唯一贡献,便是为丘吉尔先生提供了足够准确的评价——在毫无任何实绩的支撑下,他的竞选理念的确非常地不切实际与理想主义。讽刺的是,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补选才应该是英国选举的浪漫所在,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为人们刻画了一副小而曲调主义(quixotic)的政治蓝图,意义就如同在漫山遍野人为栽种培育的玫瑰花中发现一束野生风信子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