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死一个人有四种方法。短程坠落,受刑人只需往下掉落几英寸,靠体重和肢体挣扎绷紧套索,引发窒息死亡;悬浮吊刑,把受刑人向上拉,将其绞死;标准坠落绞刑,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在全美普遍实施,是让受刑人往下掉落四至六英尺,有折断受刑人脖子的可能;长程坠落吊刑,一种较为个人化的处决,受刑人掉落的距离视体重和体型而定。身体会因重力而加速坠落,头部被套索束缚,脖子折断,脊椎破裂,立即失去意识,迅速死亡。
绞刑是全世界除了枪决之外最普遍的处决方式,于二千五百年前从波斯传入,作为处置男性罪犯的方式。女性则在木桩上被绞死,因为这种方式稍微人道些。相较于斩首的出血量和恐怖程度,绞刑比较温和,却保有了同等的气势和警告大众的特性。
可是绞刑不一定安全。一八八五年,一位名为罗伯·古迪尔的英国杀人犯被绞刑处决,坠落的力量让他当场身首异处。最近,萨达姆·侯赛因同母异父的弟弟在伊拉克遭受了相同的悲惨下场。这是一则法律难题:假如死刑以绞刑执行,那受刑人将不得身首异处,否则判决等同于未执行。
我必须好好研究一番。所以,当迈可神父走进我的办公室时,我正在阅读《官方绞刑一览表》,预测薛·布尔能的体重。“喔,正好。”我一边说,一边朝办公桌对面的椅子打个手势,“假如套索位置套得好的话——这跟上面的黄铜金属圈有点关系——坠落将立即造成脊椎骨断裂。这里说,六分钟后脑死亡,全身死亡将于十至十五分钟后来临。我们有四分钟的时间,抢在心脏停止跳动前用呼吸器救回心脏。喔,我差点忘了,检查总长办公室已经回复了我。他们拒绝我们提出的,用绞刑取代毒药注射处决薛的请求。他们甚至寄了一份最初的判决书给我,好像不知道我读过几千遍似的,并告诉我,如果我想挑战原先的判决,就必须列出一切适当的提议。关于这点,”我说,“五小时前,我已经弄过一遍了。”
迈可神父好像没听见我说话。“听着,”我温和地说,“假如你把绞刑想成科学研究会简单一点,别跟薛联系起来。”
“对不起,”教士一边摇头,一边说,“今天实在糟透了。”
“你是指你和电视上那位布道家一决雌雄的事?”
“你看到了?”
“神父,你现在是全城的话题。”
他闭上眼:“太棒了。”
“如果这能安慰你,我敢说薛一定也看到了。”
迈可神父抬头看我:“我要感谢薛,都是因为他,我的教士指导认为我成了异教徒。”
我心想,假若我爸的会众之一去找他舒缓灵魂重担,那他会说些什么。
“你认为自己是异教徒吗?”我问。
“哪一位异教徒认为自己是?”他说,“玛吉,老实说,我应该是帮你一同处理薛的案子的最后人选。”
“嘿,”我试着帮他打气,“我刚好要去我爸妈家晚餐。这是星期五晚上的惯例。你跟我一起去吧?”
“我不能这么……”
“相信我,那里的食物,永远足以喂饱整个第三世界。”
“那么,呃,”教士说,“恭敬不如从命。”
我关掉桌灯。“开我的车去吧。”我说。
“我可不可以把摩托车停在这里?”
“你当然可以骑摩托车,但星期五不能吃肉。”
他依旧一脸仿佛脚下的世界被人移开了的模样:“我猜,教堂创始人觉得禁肉比禁哈雷摩托车容易。”
我领他穿过美国民权自由联盟办公室内的档案迷宫,朝外面走去。“猜我今天发现了什么?”我说,“州立监狱的老旧绞刑架,就放在礼拜堂牧师的办公室里。”
我瞄了迈可神父一眼,确信自己瞥见了一抹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