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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第1页)

故事就是讲故事,把最精彩的故事讲出来。那个时候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不能为了追求精彩而忽略过程,有足够的过程积累,那个精彩的结果才有爆发力。其实从来没有一个人坐下来跟我讲过凤凰的节目应该怎么做,但是这些点点滴滴话语,就慢慢教会了我,而且我觉得每做一个片子,我都有特别特别多的收获。

四年里每一部片子的播出日期我都记得

记者:在凤凰工作有压力吗?

姜又兮:我觉得压力都是自己给自己的,我从来没有因为凤凰要什么我怕我做不出来而感到压力,因为凤凰从来不设置模板,这一点是我觉得最棒的地方,可能很多人都说,在凤凰挣的少,在我们这个圈里头,别的台一分钟能挣多少钱,可能凤凰挣的少,可是在我做完第一个片子以后,我觉得我太喜欢这个平台了,就是它没有模板给你,你做完只要它是合理的,就行。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有个策划叫阿忆,我记得看我第一版的庄则栋的时候他也在看,看完以后阿忆就跟我说:“我觉得一个片子里边能有一个地方触动我,它就是好东西。”我觉得阿忆虽然不是凤凰人,但是他说的这种宽容就是凤凰的一个立场,我觉得凤凰也是这样,只要你拿出来的东西是合理的,有触动人心的地方,凤凰就认可你,而不是说必须得符合什么什么东西。所以我在这一点上,从来没有感觉到有压力,你要说有压力的话,我的压力都是来自我自己的,我觉得我做得不够好,所以我要一遍一遍地改,一直要改到播出前。这个过程是痛苦又幸福的,很痛苦,特别特别痛苦。

记者:你在凤凰最痛苦的是哪部片子?

姜又兮:《回眸三峡风雨录》,简直不要说有多么苦了。几天就睡几个小时,有时候平均下来一天就睡一两个小时,就是到那个时候,闭上眼睛睡觉,做梦脑子里都是片子里的事。怎么把握这几个片段?像搭积木一样,到底怎么弄好?把它搬到不同的顺序以后就会得到不同的结论。

记者:那种创作的激情?

姜又兮:我是一旦进入后期,就根本睡不了踏实觉,老是在想片子的事。而且我还有一个坏毛病,就是跟我在一块的人最后都受不了我了,就是我要做一个节目的时候,我就开始自己跟自己思辩,因为我老是得不出结论,所以我老是抓着别人跟别人讲,就说我给你讲讲这个事,直到把对方都讲成一个专家了,经常是这样。人是一种魔症的状态,整个生活里头全是这个东西。

可以这样说,我每一部片子的播出日期我都记得,就是因为后期太苦了,每天那个日期都在你脑子里印着,所以这四年里每一部非常苦的片子的播出日期我都记得。

记者:这是不是典型的凤凰人的激情?

姜又兮:我觉得应该是吧。我不知道是为什么,虽然和我们老板没有直接谈过话,但我觉得他对凤凰人的影响在无形中是非常大的。我们去年做凤凰8周年纪念的《凤凰大视野》,为了做这个节目,我们把老板所有的谈话都看了,虽然我没有直接跟老板谈过话,都是看他的讲话,听他的讲话,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有特别磁场的人,他有一种特别的鼓动力,就是他说完话之后,会让你听了觉得你必须得去做很多很多事情,你觉得你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就是你应该去做,有那么多那么多的事情值得你去做,而且你会把它做得很好,每次你一看他的讲话,你就会有这样的感觉,他有这么一种力量。我认为这不只是对老板的一种崇拜,而是凤凰人身上共有的激情特质。

阮次山(1)

阮次山 凤凰卫视资讯台总编辑 首席时事评论员

公元二00一

口述人:阮次山

凤凰卫视资讯台总编辑 首席时事评论员

口述时间:2005年9月8日

口述地点:香港凤凰卫视总部

我访问别人,拿一份东西在手里,那都是假的,所有的东西都在我的脑子里

记者:阮先生,能否说一下您个人的经历。

阮次山:我毕业于台湾大学政治系。个人经历比较幸运,两岸三地都有读书,在美国住了30年,对美国的上流阶层和媒介都比较了解。我以前以平面媒体为主,在美国也经常应邀在电视发表评论。在电视上发表言论我并没有刻意去表演,我认为这是我的本能。我来凤凰也是很奇怪的,我讲话不是很流利,老板也知道的,他就跟我讲:“你绝对不能念稿,你这样磕磕巴巴的,人家反而愿意听。这是人缘的问题。”大多数时候我访问别人,我拿一份东西一份词,那都是假的,所有的东西都在我的脑子里,如果我访问一个人手上没东西,人家会觉得你没准备,所以我会装模做样,拿一份东西在手上。

记者:您认为“时事评论员”要具有什么能力?

阮次山:游历两岸三地,定居美国生活,过去几十年,给了我很多得天独厚的职业优势。我现在的视野比较宽,对大事件能够作出及时反馈,这个反馈并不是你在海外生活过,就能具备“国际视野”,而是要对事情的来龙去脉全面了解,不能一知半解;要在熟悉国际法和相关法则的基础之上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预见,一个评论员更要有预见能力;评论员不是总结心得,而是根据平时的知识底蕴,作出权威而且精确的分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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