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第七章（第2页）

这就是我们应该在儿童分析中善加利用的手段。如果我们坚信孩童所详述的事件均具有象征性，一路跟随下去的话，将会得到丰富多彩的幻想讯息。安娜·弗洛伊德在第三章里堆砌了不少理论性论述，借以反驳我大力提倡的游戏治疗技术，尤其是它不单是当作观察之途时的分析应用。她不仅相当怀疑将儿童游戏中的演剧内容施以象征性诠释的做法，同时也认为那很容易是由现时的观察或日常生活经验所引发。于此，我必须说明，从安娜·弗洛伊德阐释的方式，可看出她对我的技术实是有所误解。“假使小孩子推翻一根灯杆或是一个玩具，她会将之解释为某种对抗父亲的暴力冲动；故意让两部汽车相撞，则代表目睹父母亲的鱼水之欢。”（第29页）事实上，我从未企图对儿童的游戏做这般“粗暴”的象征诠释。相反地，我仅在我最近的一篇报告《早期分析》中，才特别予以强调。也就是说，只有当孩童于不同的重复行为中表现出相同的心理素材——在现实中常透过各式的媒介，如玩具、水，或借由裁切、绘图等动作展现，以及当我注意到这些特异的作为经常伴随着罪疚感，以焦虑或暗指过度补偿这类代表反向作用的形式表征，且让我感受到我已达到看透某种连结的境界时，我才会对这种种现象进行诠释，并且将它们与潜意识及分析情境串联起来。这番关于诠释的实务与理论条件，与成人分析是绝无二致的。

小玩具只是我提供的器材之一，其他的媒材还包括纸张、铅笔、剪刀、细绳、球、积木，以及最主要的水等等。这些东西都任由小孩取用，目的仅在于提供途径，协助其释放幻想。有些小孩长时间都不碰任何玩具，或者连着好几周只顾着裁裁剪剪。针对在游戏中完全抑制的小孩，玩具只是用来贴近了解其抑制之因的一种工具。有些小孩，尤其是非常年幼的孩子，一旦玩具让他们有机会把宰制他们的幻想或经历戏剧化后，他们常会把四散的玩具全部兜起来，接着玩起任何想象得到的戏局，而所有在房间内的人与物，包括我在内，都必须参与演出。

我之所以如此冗长地详述我的技术，乃因我希望将我经验中的原则加以厘清，说明它如何让儿童的联想活动发挥至极致，并使深入潜意识最底层成为可能。

我们可以和儿童的潜意识建立起更为迅速与确实的联系。如果我们相信，与成人比较起来，儿童受到的潜意识影响更深、本能冲动更强劲，我们便可以缩短与自我沟通的途径，与儿童的潜意识做直接的连结。显然地，假使潜意识的优势地位不容争辩的话，我们更该认定盛行于潜意识中的象征表达法，在儿童身上的显现远比成人自然，以及事实上，儿童是由它所支配。既然如此，就让我们循着此路前进，也就是与他们的潜意识进行联系，运用我们的诠释来使用潜意识的语言。如此一来，我们就能更加了解儿童。当然，这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轻易地可达成，否则幼童的分析大概只需花上极短的时间，事实并非如此。在儿童分析中，我们需不断地侦测那些不亚于成人的阻抗行为，而最常见的仍然是最自然的方式，那就是焦虑。

如果我们想要深入孩童的潜意识，对我而言侦测阻抗行为是不可或缺的第二项要件。假设我们观察儿童在表达现状上的变换（不论是更换或终止游戏，或是直接表现出焦虑），并且试着厘清引发这些更替状况的素材之间的连锁关系后，我们将了解到，我们总是与罪疚感正面交锋，因此接下来非得对它进行诠释不可。

我认为这两项因素是儿童分析技术中最值得仰赖的助力，两者相互依存，彼此互补。唯有透过诠释，据以实时缓和儿童的焦虑，我们才能通往其潜意识，引导儿童接触幻想。尔后，假使我们尾随其幻想中的象征前进，很快地我们便会看到焦虑再度出现，分析工作因此而有了持续前进的空间。

我以上的这些技术说明，以及我对儿童行动中象征性成分的重视，可能会让人误以为我在暗示儿童分析并不需要真正的自由联想之协助。

在我论文的前段中曾指出，安娜·弗洛伊德与我等所有从事儿童分析者，都认为儿童不能、也不可能运用与成人相同的联想模式。在此我想补充一点，也许儿童之所以不能，并不是因为他们缺乏用字语呈现想法的能力（除极幼小的儿童之外），而是因为焦虑阻滞了口语上的连结。关于这个有趣的问题，并非本文范畴内所能详尽探讨，故我仅简短地提出几点经验之谈。

以玩具为媒介的表现——通常都是象征性的表现，在某种程度上已从主体自身抽离——与口头上的自白比较起来，其焦虑的投注较不明显。但假若我们能够成功地缓和焦虑，并在一开始便撷取到更多的间接表征，我们应该就能诱引出孩童能力所及的完整口说表达。随后我们会不断发现，每当焦虑情形愈显著，间接表征崭露头角的分量就愈高。让我举个简短的例子：当我已经对一个五岁男孩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分析之后，他做了一个梦，其相关诠释不但意义深远，且成果丰硕。诠释占去了整个分析时段，而所有的联想全都是口语的。接下来的两天里，他又有了第一个梦的续篇，但是对第二个梦境的联想引导变得举步维艰，一次只有一个；总之阻抗的力道非常巨大，焦虑情形也远较前一天严重。直到最后，那名小男孩走向玩具箱，经由玩偶与其他玩具来向我描述他的联想，在逐渐克服一些阻抗后，他再度使用口语表达。到了第三天，基于前两天已披露出的素材，他的焦虑更是明显，几乎都是靠玩具与水的游戏，联想才得以呈现。

如果按照我所强调的那两项原则加以逻辑地运用，也就是说，当我们跟随儿童表达上的象征性手法，并将焦虑能“轻易”（facility）在儿童身上显现列入考虑的话，我们应该也需将他们的联想能力视为分析中极重要的手法之一，但如我之前所言，仅能把它当作选择之一，偶一为之。

因此，当安娜·弗洛伊德说：“这儿、那儿，那些无意的或是不请自来的联想，比这些刻意招致的联想更为普遍，它们全都能派上用场。”（第25页）我认为这说法并不够完备。联想是否会显现绝非偶然，而是端看分析中某些明确的态度而定。依我看，这个方法对我们的用处，远比表面上看起来要大得多。它源源不绝地填补着实的缺口，而这也就是为何它与焦虑之间的关联，仍比间接不实的表达方法还要密切的缘故。基于这个原因，除非我终能成功地让病童用言说的方式表达出联想，好让我进行串联现实的工作，否则我从不轻易对任何儿童分析作结，即使是对极小的幼童亦然。

如此看来，儿童分析与成人分析的技术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唯一的不同在于，潜意识对儿童的影响要比成人大许多，其表达形式也更具压迫，因而对于儿童较易呈现焦虑的倾向，我们更须加以考虑。

我想我刚刚所说的，将会使安娜·弗洛伊德针对我的游戏治疗所提出的两大反驳点失去说服力。她质疑道：（一）我们如何能确定儿童游戏中的象征内涵即为首要母题，以及（二）我们如何能将儿童的游戏与成人的口语联想相提并论。在她看来，这样的游戏缺乏成人分析中的目的性，这能“使其在进行联想时，从一长串的想法里，驱除掉所有意识性的导引与影响”。

关于后者，我的进一步回应是，这些施行于成人病患身上的概念（在我的经验中，这些概念并不如安娜·弗洛伊德所言般灵验）对儿童而言实是相当多余的，而且在这里我所指的并非极小的幼童。

我之所以费尽唇舌地解释适用于儿童的技术问题，实是因这对我而言，是整个儿童分析问题的基本要件。就我的了解，当安娜·弗洛伊德否决掉游戏治疗技术的时候，她的论辩不仅针对幼童的分析，亦包括我对较年长儿童之分析所提出的基础原则。游戏治疗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让我们有机会触及心智的最深层。如果我们能予以善用，将能顺利地进行俄狄浦斯情结之分析，而一旦展开之后，我们的分析工作便从此不受囿限。假使我们真的希望避开俄狄浦斯情结的分析，那么我们就不该引用游戏治疗技术，就算是对较年长的儿童实行改良方案，也应该避免。

因此接下来的问题，并不在于儿童分析是否能够如成人分析般地深入，而在于它是否应该如此深入。为了响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检视安娜·弗洛伊德在她书中第四章里所表明反对深入进行的原因。

不过在此之前，我想先讨论安娜·弗洛伊德在她书中第三章，就儿童分析中移情的角色所提出的结论。

安娜·弗洛伊德对于成人与儿童之间移情境况的一些主要差异，做了一番描述。她的结论是，也许儿童身上可能会有令人满意的移情现象出现，但是并不会产生移情精神官能症（transference-neurosis）。为支持这项论点，她引用了以下的理论论述。她说儿童不像成人能随时准备好塑造一段新的爱恋关系，因为他们的原始爱恋客体——父母，仍在现实中以客体的姿态存在着。

为反驳这项我认为有误的论点，我必须对于儿童的超我架构进行一番详细的讨论。不过，由于后续篇章也会有所着墨，在此我仅略述几项论点，相关佐证则留待后续报告中陈述。

分析非常年幼孩童的经验告诉我，即使是三岁的孩子，也有可能将俄狄浦斯情结发展的最重要部分遗忘在后。基于此因，透过潜抑与罪疚感的作用，他已远远地脱离了原先渴求的客体，而且与它们之间的关系也遭到扭曲转化，因此现前的爱恋客体，其实是原始客体的意象。

因此，面对分析师，儿童大可在所有基本而决定性的时刻，投入一段新的爱恋关系之塑造。于此，我们又遭遇到另一项理论性的驳难。安娜·弗洛伊德认为，当分析儿童时，分析师并非如同分析成人病患时一样，“空虚、无我，宛若一张可任由病人抒发幻想的白纸”，得避免施加禁令及允准满足。但是根据我的经验，这正是儿童分析师在建构出分析情境后，既可能也应该持有的态度。这些动作只是表象的，因为即使分析师全心投注于儿童的游戏幻想之中，顺从儿童特有的表达形态，其所做的事跟同样期待着病患幻想的成人分析师并无二致。不过除了这一点以外，我不赞同对儿童病患施予任何私人的报偿，不管是赠送礼物、给予抚慰或是在疗程之外的私会等等。简而言之，我大体上仍遵循着众所认可的成人分析规则。我能给予儿童病患的是分析上的帮助与解脱，让他们即使在对病情毫无所知的情况下，也多少能迅速地感受到这些回馈。此外，基于儿童对我的信任，他们也绝对可以仰仗我的真心与诚意。

无论如何，我还是必须对安娜·弗洛伊德的结论提出质疑。在我的经验当中，全然的移情精神官能症的确曾发生于儿童身上，其状况与成人大同小异。当我对儿童进行分析时，我观察到他们的症状时时改变，并随着分析情境之进行而加重或减轻。他们的情绪宣泄与分析工作的过程紧密关联，也和我不无关系。孩童焦虑的升高与阻抗反应的萌生与消耗，都在分析情境中完成。有些细心观察孩子的父母常告诉我，一些消逝已久的习惯又再度浮现的情形，让他们感到十分讶异。直至目前为止，我尚未见过儿童会像跟我在一起时一样，于家中逐渐去除掉他们的阻抗症状：通常这些都仅在分析治疗时才会宣泄而出。当然这情形有时候仍会发生，尤其是当强烈的情绪倏然爆发，对那些与孩子相关的人而言，某些骚动会变得格外明显，不过这通常不多见，即使在成人分析中，此一情况之发生亦在所难免。

因此针对这一点，我的经验与安娜·弗洛伊德的观察心得大相径庭。关于我们之间的歧异，其因并不难窥见，毕竟她与我在处理移情的方式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别。让我姑且就先前所述做一小结。安娜·弗洛伊德认为，对于所有与儿童相关的分析工作而言，正向的移情是必要条件，而对于负向的移情她则不表欢迎。她写道，“就儿童而言，他们向分析师展露出的负向冲动——尽管在许多方面来讲仍具有启发性——在本质上是棘手的，最好马上处理掉。真正能带来丰硕分析成果的，不外乎正向的依恋。”（第31页）

我们知道，分析治疗的重要因素之一，便是对于移情的掌握。这除了应该按我们的分析知识援用正确的方法之外，也必须严谨、客观地与现实事件相互呼应。移情是否获得全面解决，更是判定分析治疗是否圆满了结的指标之一。在这个基础之上，精神分析已经衍生出许多重要的法则，其功效在各个案例中也几乎都获得证实，而安娜·弗洛伊德却在儿童分析中弃这些法则而不用。尽管我们很清楚移情之于分析工作的重要性，她仍认为那不过是不确定且令人怀疑的观念。她说道，分析师“或许必须与父母亲分享孩子的爱与恨”，但我无法了解当我们“摧毁或修正”那些别扭的负面倾向后，我们还能企求得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