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晚餐后对亚当说:“我在约会了。”亚当看着我说:“我知道。”
“我以后每天早上八点来,下午六点走。走前我把晚饭做好,把菲比的澡洗好。”
他说可以。
我从沙发的一端挪过去,挪到他身边。不知为什么,亚当此刻抱着菲比的样子显得无辜极了。他和菲比就要这样形影相吊、孤父寡女地生活下去。我的手先抚摸着亚当的脸,然后又落在菲比脸蛋上。
亚当说:“你九点钟来就可以了。八点,你得多早起床?”
我迟疑一会儿说:“我八点来。你别管我多早起床。菲比习惯一早就见到我。”又一阵迟疑,我说,“我住的不远,他的房子离这儿只有一个街口。”
亚当脸上出现一点刻薄,笑了笑:“这不是你找他的主要原因吧——为离菲比近些?”
“不是主要原因,但是次要原因。”
我们一时没什么可说了,就那样并肩坐成一排,面对着巨大的电视画面。连菲比也觉出什么不妙来,她一手抓住我的手,另一只手抓住亚当。
“我的工资你可以扣除两千。”我说。“那不是工资。”他说。
“我夜里不能照顾菲比了,你理所应当减低我的薪水。”“如果你把它看成薪水,我就照你的意思办。”
我第一次看到亚当眼中有一层类似受伤的神色。
“你怎么了亚当?”难道你给我的钱是丈夫给妻子和孩子的赡养费?难道你我她三人的关系比它本身要丰富、复杂?
“你到底怎么了亚当?”别想让我内疚,馊主意全是你出的,“我很抱歉。但我不能永远在这里……这样……”他说他知道。他把手臂延长,这样我和菲比就都在他的怀抱中。
我和律师同居六个月,双方都感到火候差不多了,可以结束同居了。一天他问我,我需要多少张婚礼请柬,给我的朋友同事。我想这人居然从来不问,我从哪里挣钱。
我说:“二十张吧。”
他似乎大吃一惊:“你只有二十个同事加朋友。”
我耸耸肩,笑笑,为自己混出这么个人缘来表示无奈。我想二十张邀请柬一定用不完。
律师突然想起来了,问我:“你每天去哪里上班?”“噢,不远。”
“不过你七点四十准时出门……”
“是吗?”我并不知道自己那么准时。
“没错。因为我每天早上七点四十正好结束淋浴,我一停水龙头,就听见前门砰的一声,我就想,她上班去了……”
“为什么你必须在七点四十结束淋浴?”
“因为我需要二十分钟刮胡子、选西服、搭配领带的颜色图案,二十分钟喝咖啡、吃早点、读报,三十分钟开车到办公室……”
我怕他被“办公室”提醒,再次回到实质的疑点上,马上说:“我希望我为你煮的咖啡浓淡正合适。”
果然,我的打岔奏效。他说他正在考虑喝“非咖啡”,滋味可能有些差异,不过对于滋味他完全能够妥协。他中了我的计,没有再问过我上班的地点和工作的性质,既然我有收入,他就放心了——婚后的开销是两人分摊。这年头谁喜欢经济上的“拖油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