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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戴胄（第1页）

戴胄，字玄胤，相州安阳人，隋末为门下省录事，在越王杨侗手下做过给事郎，王世充毒杀杨侗后，将他贬为郑州长史，李世民平定洛阳后，戴胄被引为秦王府士曹参军。

与马周的严谨相比，戴胄属于“冷峻无私”型。

李世民即位之初，大理寺少卿一职缺人，李世民认为大理寺事关人命所在，必须要挑选一个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人来担任这个职务，戴胄由于性格正直，通晓法典而最终当选。

事实证明：戴胄担任大理寺少卿后，确实展现出了“铁面法官”的风采。

贞观元年的一天，长孙无忌被召进宫，进宫之前忘了解下佩刀，在前边我们介绍尉迟敬德逼宫的时候说过，携带武器进宫属于滥入大内，是要判死刑的，这个事件发生后，尚书右仆射封德彝向李世民提议说：长孙无忌带刀进宫，宫门守卫没有阻拦，应该判死刑，而长孙无忌属于误入，也就是有过失，罪不当死，罚铜二十斤就可以了，得到了李世民的同意。

但这个处理意见却遭到了戴胄的坚决反对。在戴胄看来，这是明显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所以，他马上驳斥封德彝，说道：“校尉没有发觉与无忌带刀误入，同样都是失误，臣子侍奉皇上决不能有失误，依据刑律，供奉皇上饮食起居如果出现差错，都是死罪，陛下如果念及长孙无忌的功劳要从宽处理，那就不是司法部门所能所能判决的了，如果按照刑律依据处理，仅仅是罚铜，实在没有道理。”

听完戴胄的话，李世民颇为感慨，然后说道：“法律，是国家的，而不是某一个人的。怎么能因为长孙无忌的特殊身份而徇私枉法呢？”然后下令，重新审理此案。

戴胄明白，长孙无忌贵为皇亲国戚，因为误带武器入宫而被判死罪是不可能的，李世民之所以这样说，其用意在于让臣子说出一个两全齐美的处理意见，因为有些话皇帝是不好讲出口的。

所以，在看穿了李世民的心思后，戴胄接着说道：“守门校尉是因为长孙无忌才招来罪名的，依法应当从轻处理，如果从失误的角度来讲，那判决应该都是一样的，但封大人所说的一生一死，差别实在太大，所以请陛下重新慎重考虑一下。”

戴胄的意思很明显，长孙无忌死不了，守门校尉也不能死，决不能用守门校尉来做替罪羊，而彰显朝廷的公正。

他的决心最终打动了李世民，因为李世民明白，司法不公会导致国将不国，而司法界能有戴胄这样秉公执法的人，堪称国家之幸。

戴胄在贞观七年去逝，为李世民效力的七年间，先后担任过大理寺少卿、民部尚书、吏部尚书、尚书右丞之职，无论在哪个职位上，都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和马周一样为李世民提出很多利国利民的建议，例如贞观之初，他向李世民提出了建置义仓的主张。

所谓义仓，是指在各地州县分别集中一些粮食，由当地官员管理，建置义仓的目的在于，在国家粮食歉收的时候，可以及时向老白姓发放救济粮，这对于百姓的生活、社会财富的积累和社会的稳定有着重要意义，虽然在隋朝初年，隋文帝杨坚曾经建立过不少义仓，但经过隋末的动乱，这些义仓基本都被掏空。

所以，这个建议一提出，就得到了李世民的赞赏，特赐十万钱给他，可见这个建议对于当时政府的重要性。

除了秉公执法、深谋远虑之外，戴胄还经常大胆地匡正李世民的过失。

贞观五年（公元631年）九月，李世民下令重新修缮仁寿宫，要求定期完工后改名为九城宫，而且还要修复洛阳宫。这对刚刚稳定五年的唐王朝来讲，是一笔巨大的开支，而这些开支无疑又会被摊派给老百姓，当时身为民部尚书的戴胄，从民生的角度，向李世民直言阻谏：

“乱离甫尔，百姓凋敝，帑藏空虚，若营造不已，公私劳费，殆不能堪！”

没错，自古以来，一个国家不论搞什么项目，建什么工程，民生是前提，老百姓吃不饱饭，一切都是白搭。

在民生问题上，戴胄从来都是忠直体国，知无不言！

戴胄最终官居宰相，但到逝世为止，家无余资，可谓两袖清风，死后竟因为房舍简陋而难以举行追悼会，让当时朝廷所有的人为之感叹。

李世民为了追思戴胄生前的功绩，下令废朝三日，并追赠尚书右仆射，封道国公，让工匠为其修建祭祀之所。

难得可贵的是，戴胄生前与宰相班子的其他成员，可谓是亲如一家，和房玄龄、魏徵等人关系很好，他们性格虽然不同，但却是志同道合的人。

在他们的心中，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鞠躬尽瘁，兴我大唐！

对于戴胄，我想说，表面看起来，他是个冷血的人，但他的内心，其实是火热的，忠诚、无私、清正……，太多的词汇可以形容他。

见人三分笑的人，或许很容易接近，但并不一定是个堪当大任的人。

戴胄不拘言笑，却足以堪当大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