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不事张扬,但右丞相、三路宣抚大使石越亲临冀州的消息,还是很快在中军行营诸军扬开来。对于无所事事,每日只是操练部队,绝不与辽军交战的中军行营诸军将士来说,这几乎是他们这一个多月来最重要的事件,每个人都心里面兴奋的猜测,不少人将此视为大战即将开始的一个信号。
然而,石越九月十五日抵达冀州之后一两日间的所作所为,却又不象是来督战的,更似来犒军的,甚而很象是来给韩拖古烈送行的。十五日晚进驻冀州之后,石越就再没有离开冀州一步,而是坐镇冀州,连续召见中军行营王厚以下的致果校尉以上将领,从阜城、东光、武邑、北望镇,宋军的高级将领,走马灯似的,往返冀州之间。但无论是召见哪一位将领,是亲信如唐康、王厚,还是一个素不相识的营都指挥使,石越都只是提问、倾听,绝不发表意见。
与此同时,追随石越而来的宣台谟臣们,何去非与高世亮分道前往各处劳军——自从宋辽在深冀间相持以来,宋军这边算是过上了好日子。其时宋朝虽然号称繁华富裕,肉价其实也不算很贵,如陕西长安地区猪肉不过三四十文一斤,开封也不过一百一二十文一斤左右,然而以整个社会来说,即使是收入还算不错的禁军,除非他没有家小,否则也不可能每顿都吃上肉食,更不用说大鱼大肉。而自熙宁以来,虽然宋军一直实行募兵制不变,但禁军募兵的对象,却也始终在缓慢却坚定的改变着。尽管大量招募来自中产之家的“良家子”一直是个社会性的难题,而世代从军的禁兵仍然不可避免是宋朝禁军的主要来源,但减少招募无赖子的数量,增加有一定家业的下户男子的比例,也一直是石越
与司马光努力的目标。而他们的努力,在一二十年后,在西军,已经有一定的成效,其中原因,大半倒是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一则自熙宁西讨之后,大量禁军裁汰屯田,还有许多负伤的禁军拿着丰厚的抚恤金离开西军,由宋廷另行安置,这就使得世代从军的兵源大量减少;此外则是因为相对来说,当时陕西路相较河北路贫困,而西军声誉又要好过河朔禁军,兼之在持之不懈的努力下,当时歧视从军的风气也有相当改善,陕西路下户中男子投军的意愿也更高。因此,在熙宁西讨十余年后,西军中由下户出身的禁军,已然接近五成。而另一方面,西军中世代从军的禁军,较之河朔禁军中同样出身的禁军,也要淳朴许多。所以,对以西军为主的中军行营诸军来说,这一个多月的生活,除了不能喝酒,便真的是如在天堂一般。而他们竟然也因此生出一种淳朴的感激之情来。因为他们相信这并非是他们应得的东西,在享受了这一切后,他们便会感到不安,期望能够有所行动来报答这一切。
这样的一种心情,若在河朔禁军来说,就只会觉得可笑。同样的待遇,若是施之于某些河朔禁军,大概换来的回报,只是当停止这种待遇之后的怨言以及随时可能因此而爆发的兵变。
但对于这些淳朴的西军士兵来说,这却是切切实实的感情。若和他们讲什么保家卫国,有时候便如同对牛弹琴。在他们的心里面,会自然而然的将陕西当成家,面对西夏时,他们能理解这一切,并产生一种同仇敌忾来。但要他们将河北这个陌生的地方当成“家”,那却是极困难的。那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虚无缥缈的概念,因为在这个时代,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一辈子都不曾听说过“河北”
,当他们到了此处,其实和到了外国,也并无区别。因为他们也想象不到“外国”是什么样的,在他们心里,外国大概是就是西夏那边的,而西夏与河北又有何区别?西夏人的话他们听不懂,河北人的话,他们同样也是听不懂。
对他们来说,与其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说什么“保家卫国”,不如直接告诉他们要“忠君护主”,至少后者的概念,在他们心里还是根深蒂固的,易于理解。虽然同样也难有共鸣。
他们最真实的感情,都表现在最普通的事情上。诸如有恩必报、乡里之情、袍泽之谊,以及上司、同伴的感染……倘若他们的长官在战场高喊着“忠烈祠见!”并且奋不畏死,他们就算心里面并不真正清楚“忠烈祠”是个什么东西,也会血脉贲张、义无反顾的跟着大喊“忠烈祠见!”然后为此而战死沙场。
只有受过一定教育的武官们,以及极少数的普通士兵,才会有可能自觉意识到他们是为了另一些事情而战斗。尽管很可能每个人的动机都很复杂,往往都是高尚的与自私的动机混和在一起。对于绝大多数的武官来说,他们战斗,既是为了保护百姓,也是为了效忠宋室,但同样也是为了升官发财。旁人很难知道,在某个时刻,他们心里的哪一种动机会突然占到上风……
有过抚陕平夏之经历的石越,虽然十余年来身处庙堂之高,却倒还并没有忘记尊重该尊重的现实。何去非与高世亮所到之处,必要杀猪宰羊、问疾给药,宋军的生活,令黄河北岸的武强城的辽军都感到羡慕。其实就算对于契丹的宫卫骑军来说,他们的饮食,平时在辽国时,也不可能保证天天有肉食吃,只能说是以乳制品与小麦类制品为主,南侵之后,初
时还可以常常宰杀劫掠的牛羊牲畜,大口吃肉,大碗喝酒,但自从八月中旬以后,每日就只能煮点肉汤,啃啃乳酪,连酒都要限量供应。进入九月以后,辽人最爱喝的酒露,除了军中贵人,普通士兵便完全喝不到了,只能勉强保证奶酒的供应。
何去非与高世亮四处劳军,而石越与宣台另外两个谟臣——折可适与范翔的举动,更看不出马上要开战的迹象。九月十六日,石越先是在冀州大宴,包括当日前来冀州参见石越的宋军将领王厚等人在内,所有文武官员,一律参加,为韩拖古烈饯行。宴会之上,除了石越外,人人赋诗,虽然许多人的诗中多含讥讽之意,但折可适与王厚的送别诗却是中正平和,一派祥和之气。十七日,石越又遣折可适与范翔亲自护送韩拖古烈与韩敌猎至武邑上船,临别依依,几乎令人疑心宋辽之间,已经停战。
但局势的变化,的确出人意料。
九月十八日清晨,在神卫第十营、第二十营近两百门火炮的掩护下,武邑的龙卫军在种师中的统率下,突然强行渡河,攻打武强。
战火重新点燃。
不过,辽军似乎早有准备。此时驻守武强的辽军不过三四千人,在神卫第十营渡河之后,几十门火炮刚刚架好发炮,辽军便在武强城内四处放火,随即弃城北走。种师中下午便已夺回武强城,却直到深夜才算勉强扑灭城中的大火。
同一天,姚麟亦率云翼军自信都北上,收复了被辽军放弃的深州城。
尽管深州与武强城都已经残破不堪,但为了谨慎起见,姚麟与种师中都没有进一步的行动,而是选择了在两处扎寨过夜。
九月十八日的战局发展,已
经令当天已经抵达武邑督战的石越与王厚略感意外。辽军没有趁宋军立足未稳之时发动攻势,这让二人的心中,都隐隐生出一种不祥的感觉。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是真正的出乎预想。
石越最终采纳的是何畏之所献的双头蛇战术,宋军的反击以种师中与姚麟为先锋,分头并进,互相支援,而王厚则率威远军与雄武一军为中军,随后策应。宋军步步为营,互通声气,不给辽军可乘之机,纵然辽军有诱敌之意,亦无计可施。
但这个万全之策,却象是一拳打在了空气中。
当十九日姚麟与种师中率军北进,打算向武强以北的辽军大营挑战之时,才发觉在十八日晚上,辽军已经兵分两路,从容北撤。并且可以断定,辽军是由韩宝率领所部主力,北撤安平;而萧岚则率一部分辽军,北撤饶阳。
宋军原本张开大嘴,露出獠牙,想要一口咬住辽军的蛇尾,没想到一口下去,却咬了个空。辽军仿佛突然之间,完全没有了与宋军在深州决战之意,不仅没有对宋军半渡而击之,反而一击即走,果断的退到了滹沱河以北。
这比宋军诸将事先所设想的更狠更绝。
辽军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
这一切绝不可能是巧合。若非早有预谋,就算早已架好浮桥,一夜之间,辽军数万人马,也断难从滹沱河南撤得干干净净。而若说是宋军的进攻正好赶上了辽军的撤军,就未免更加令人难以置信。因此,辽军几乎是摆明了在引诱宋军追击。
只不过,宋军本以为深州是双方默契的决战战场,而事实却是辽军不再接受这个战场。
但事已至此,宋军也不可能再犹豫不决。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