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洮州文学的温度（第1页）

一就一个县而言，临潭文学有理由自豪。

临潭，属于许多人心中的那个远方。这令人心动的地方，古称洮州，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生息繁衍，千百年来一直是陇右汉藏聚合、农牧过渡，东进西出、南联北往的门户，被史家称为北蔽河湟、西控番戎、东济陇右的边塞要地，是唐蕃古道的要冲地段，史称“进藏门户”，是始于宋、兴于明、止于清的有名的“茶马互市”。临潭县总面积1557。68平方公里，境内属高山丘陵地带，海拔在2209米至3926米之间，平均海拔2825米。全县辖16个乡（镇）、141个行政村，有汉族、回族、藏族、蒙古族等10个民族，常住人口12万多，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26%。临潭处于青藏高原东北边缘，是离西藏最近的雪域高原。明代西征将军沐英屯边，江淮之风得以在异域流传。农区与牧区、藏区与汉区接合部特有的地理人文环境，形成了多民族文化的互动。高原、大山和无边的草场，辽阔之中，也会让人孤独。江淮遗风的长久滋润，使得这里的人们粗犷又不失细腻，豪爽里温婉之风习习。

虽然临潭不为世人熟知，但临潭的文学却独具特色和潜力。临潭文学的民族气息浓郁、生活质感浓烈。近年来，花盛、敏奇才、彭世华、丁颜、葛峡峰、禄晓凤、黑小白、丁海龙、薛兴、连金娟、赵芝等作家、诗人，在大报大刊攻城略地，四处斩获各类奖项。已在《诗刊》《民族文学》《收获》《飞天》《青年文学》《星星》等国内数百家报刊发表大量文学作品。临潭的作家、诗人将心灵的成长、文学的行走与地域文化精神有机结合在一起。在他们看来，文学不是事业，而是生活的一部分，是自在绽放的格桑花，是大雪纷飞时的一盏心灯。

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临潭与甘南，乃至与甘肃一样，诗歌、散文诗和散文的创作热情颇为高涨。或许，在他们看来，与生活对话，对世界倾诉，诗歌和散文可能是最接近灵魂的表达方式。当然，近年来，这里的小说创作也渐呈上升之势。丁颜是其中的佼佼者，其小说创作已经进入90后作家的第一方阵。

临潭作家群中的作家，基本上都还生活在高原，创作极富高原品性。除了目前依然生活在临潭的作家诗人们，还有许多生在临潭、成长于临潭，后外出工作、生活的写作者。诸如李城、扎西才让、王小忠、牧风、李志勇、敏彦文、唐亚琼、陈拓、王永久、流石、薛贞等，已经取得不俗的成绩。他们是临潭人，作品中的临潭气质从未消失。他们都在生活的第一现场，与生活对话，与世界倾诉，作品的生活气息浓郁，文化质感浓烈，生活的诗性与文学的诗意，得到较好的交融。

特殊且丰富的自然地理、地域文化，是临潭文学创作独特的资源。更为重要的是，临潭的作家、诗人对这些资源的运用具有高度自觉性。他们扎根生活，让文学真正接地气。以小镇为叙事场域，是他们不少人的选择，小说散文如此，诗歌也是如此。

在生活和文化中，小镇的确是带有众多明示和隐喻之地。可以说，真正了解了乡镇，就能感知当代中国。在乡村人眼中，小镇是城市；在城里人看来，小镇属于乡下。应该说，小镇处于乡村和城市之间，既拥抱城乡，又被城乡排挤在外。或许，小镇是乡村到城市的过渡地带，这样的表述更为恰当。这与临潭的处境十分贴合，临潭就处于平原与高原的过渡区。过渡，也意味着交会。小镇如此，临潭也是如此。对于创作而言，以小镇为承载地，既可以与乡村紧密相连，又能倾听城市的脚步。时下，农村正走在通往小康的路上，城市向原生态回望，小镇是双方的聚焦点。临潭作家几乎人人都在文学中守着小镇，这在其他地域性作家群中是不多见的。尽管他们中的有些人，早已离开了乡镇，有的还离开了临潭，但其心灵和作品依然与小镇拥抱在一起。他们时常会回到自己儿时的乡村或者翻进大山走村入户。他们没有认为这是在体验生活，而是源于内心本真的渴望。

始终潜在生活之中，创作如同血液的流动，这使得临潭作家能够抵近朴实之美，又自然地书写出临潭某些隐秘的存在。他们的作品题材，似乎在我们的想象之外，但又似亲切地参与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藏、回、汉等多民族的风情，既是作品的外在气质，又是作品的内在气韵。他们在熟悉的状态下，写出了我们的陌生。

二

临潭所在的高原，绝大多数地方群山簇拥，但都不太高。当然，这些山已经站在高原这个巨人的肩膀上，绝对高度还是很厉害的。不高的这些山，敦实，仁慈，几乎没有树木，像一个秃顶、富态的中年男人。身处其中，旷野之感扑面而来，在身体里鼓荡。高原以一种温和的表情，让你自发地生出渺小的感觉。一个人来到这里，你就是高原的主人。但高原上只有你，又是怎样的孤独与无助？看似热闹的县城和那些小镇，其实都在狭小的山谷中，如一朵格桑花，安静且微细。空旷的高原，给予我们无限的自由。而这样的辽阔，又在挤压我们的内心。这就如同我们坐在繁华城市的路边，陌生的人潮涌动，反而会让我们倍感寂寞与惆怅。

孤独，是盛产诗人的沃土。无论是环境给予心灵的孤独，还是人生态势衍生的孤独感。比如苦难、激愤，最终都会在灵魂上留下孤独的印痕。诗歌，是情绪最直接也最快捷的表达路径。写诗是一种释放，诗歌又可以是取暖的烛光。如若是这样，就比较好理解为什么西部诗人众多，抵近诗歌精神的作品灿若繁星。甘肃如此，甘南如此，临潭也是如此。

“我不想就此写下一个人的孤独不想说出飘满雪花的高原上难以抵抗的严寒和无边的荒芜”。花盛在山村长大，后来到县城的机关工作，本职工作干得很出色。他写出了很多有力度的诗作，诗龄远超过工龄，属于年轻的老诗人，在诗坛上有一定的影响。读他的诗，能体悟到人与高原的相处。走出小山村，他是幸运而幸福的。小山村外的世界，确实精彩。但一想到父母还在深山之中，自己那无忧的童年还在小山村，乡愁的忧伤便如一条河在花盛心中流淌，时常似潺潺小溪，时常有浪花飞溅。身在小山村，心可以飞过群山。而来到更广阔的世界，方知自己的羸弱。从乡村自足、单向度的生活走出，花盛其实是进入了两难的境地。丰富与苍白、希望与无助、快乐与忧愁，似一杯混合果汁。他喝着这样的人生饮料，在清醒与迷失中行走。这是人类共有的一种生存状态。花盛只是更深切地品察到其中的滋味。走在高原的山间，一年四季都有苍凉纠缠。山谷的幽静，使自己的脚步声更加寂寞。一切都被山路所掌控。那弯弯的山路，如同一根绳子套在脖子上。挣脱吧，甩开山路，登上山顶，脚下是沉默的群山，鸟儿在脚下飞翔，头顶是无尽的苍穹。短暂的兴奋之后，世界还在，我消失了。登高望远，一下子化作有气无力的叹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一刻，这首诗与他拥有同一个灵魂。

这不是探险，不是旅行，而是日复一日的生活。再美丽的风光，再神奇的景观，也经不住日常化的消融。高原热烈的阳光，可灼伤皮肤，但常常不能温暖心灵。花盛写诗，倾诉，并不是他最需要的。他用诗歌燃起篝火，温暖身体，温暖灵魂。以诗歌的方式，把遥远的星光拉到自己跟前，照亮孤独的影子。

“草原”“山”“雪”，是花盛诗歌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也可称为其诗歌写作的关键词。这三个词语，有着鲜明的象征意味，带有强烈的延展性。而花盛又将中国文化的意境与西方诗歌的现代意识做了交融，把藏地高原的神秘风情与大众化的人文艺术性地互通，形成了自己的诗歌个性和品质，生成了富有特色的诗歌情感与精神。

在花盛的诗歌里，草原是旺盛生命力的代言。这里格桑花绽放，绿草遍地，诗意流淌。广阔的草原，可以尽情放飞美好与愉悦，但也能让人产生渺小之感，顿生孤寂之意。这里的草原，又是高原上的草原，是高原上藏区的草原。有一个世界在草原的尽头，无边的草原，让视线无限延伸，但又困住了远行的脚步。是的，花盛站在草原上，被这两种完全相反的情绪所包围，真的是“痛并快乐着”。这也正是他的诗性力量所在。他的诗是在审美中抵达哲学性的回味与呈现。

山，是花盛仰望和倾诉的对象。事实上，他总认为山是孤独的，无助的。所以，许多时候，他既被山的雄健、冷峻所折服，又心甘情愿地视山为亲密朋友。他赋予了山与他相通的情感，在内心与诗行中，某种神性的语言一直存在。我们可以感觉到，他不在意山的形态，不着墨于山的面目，只把山呈现为一个巨大的背影。这本身就隐含着巨大的隐喻。

至于雪，更是花盛所偏爱的，准确地说，他偏爱雪花。他所在的甘南，降雪量很大，积雪随处可见。然而，他似乎对满地的大雪和高高的雪山视而不见，只在意那纷飞的雪花。“片片雪花隐藏了整个草原广袤的心事”，晶莹的雪，却有满腹的心事，这是他的想象，也是他对雪花的另一种解读。透明至极，便是大隐之士，无限轻盈，但又极其沉重。“每个冬天我都会像雪花一样漂泊”，自在飞翔，或无奈坠落，都不是他所感受到的，只有漂泊，才是他对雪花的感悟。由此，他的诗歌具备了雪花的性情，明亮、纯美，又有淡淡的伤感。某些无助的背后，又有坚挺的支撑。

花盛与藏区、与高原，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诗意与他的心灵一同成长，一起行走于高原之上。“草原”“山”和“雪”，是他生命的外在环境，又是他灵魂的内在循环。他把“万物皆有灵”化于血液，放牧于字里行间。在生命体验和文化感染中，以诗歌的方式拓展古典的意象，扩容现代的意识。

诗人花盛和花盛的诗歌，都是纯净的，真诚的。这不是每个诗人都能做到的，或者说，能如此写作的诗人，其实并不多。

为此，我得向花盛致敬，并希望他可以初心永在，以纯粹的诗歌精神立于诗歌的高原。

生活节奏的提速，让我们都很忙碌。我们会因为忙得不可开交而忘记疼痛，可疼痛依然在喊叫。对于从小生活在高原的人而言，特殊的自然状态，是他们习以为常的。但我们知道，身体里有高原和没有高原的人，注定是不一样的。高原，终将参与他们的性情和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