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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曾国藩的明识晓义之道（第2页）

马太后语重心长地对章帝说：“我曾经观察过富贵人家，他们禄位重，就好比结实的树木，因此根必然会受到伤害。而且人们之所以希望得到封侯，是想上求祭祀，下得温饱。而你的舅舅们受到皇室恩宠，吃的穿的无不具备，他们所得到的已经够多的了，还能不满足吗?再给他们封侯就有些过分了，这样对他们没什么好处的。”

章帝听了，非常感慨，从此不再提此事。而马太后也以自己的公正无私、晓明大体的胸怀，不仅免去了外戚专政的隐患，使自己的家族免遭其他专权外戚那样的祸患，而且又杜绝了一些好拍马屁的官员的趋炎附势，保证了国家的利益。

晓明大义对于朝廷官员来说，就是要求官员为国尽忠，造福于民，为君分忧，安固民心；向朝廷推荐人才或提拔、任用人才，使其为国效力。

对于为官一地、任职一方的地方官来说，肃整地方、移风易俗、鼓励农耕、劝民本业就是晓明大体的具体表现。对此曾国藩说道：“太史公所谓循吏者，法立令行，能识大体而已。后世专尚慈惠，或以煦煦为仁者当；之，失循吏之义矣……”

对于领兵打仗的将帅来说，晓明大体更具有多重含义。曾国藩在这方面有许多过人的见解。他认为，“为将帅之道，亦以法立令行，整齐严肃为先，不贵煦怄也”；“凡将才有四大端：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乩敌情，三日临阵胆识，四日营务整齐……”即要求将帅既善于知人料敌，又要有胆识谋略，还要治军有方，只有这样，才会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成为一名合格的将帅。

站得高才能看得远

将帅除了安邦定国之外，还肩负着剿除叛乱的责任，因此先见之明就显得尤其重要。在这一方面，曾国藩也有着过人之处。

曾国藩的先见之明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建立湘军，一是倡办洋务。

清朝自道光皇帝开始，各地农民反抗清朝统治的斗争连绵起伏，起义接连不断；到咸丰皇帝时期，太平天国运动蓬勃兴起，西部的苗民、西北的回民和各地的天地会也举起抗清大旗，清朝面临着严重的统治危机。

然而，清朝建国之初十分强大的绿营兵和八旗兵在镇压“叛乱”中，简直不堪一击，屡战屡败，根本不能让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有安宁感。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一支新的武装部队来镇压“叛乱”，维护清王朝的统治。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以曾国藩为首的湘派人物组建了一支全新的武装——湘军。

为了加强湘军的作战能力，曾国藩采取了大刀阔斧的军事改革，针对绿营的腐败，用新的战略思想、新的营制、新的招勇办法，使湘军成为一支完全不同于绿营的队伍。后来的事实证明，曾国藩的治军思想是非常正确的，如果不是湘军，也许清政权就会在太平军的进攻下陷于崩溃。

曾国藩组建湘军是他在军事上的先见之明的表现。而倡办洋务，在国内率先建立洋务工厂，则是曾国藩从长远角度出发，希望富国强兵抗御外侮的又一种先见之明的表现。

一向自视为“天朝大国”的清王朝，在道光年间突然遭遇外国势力“船坚利炮”的进攻。在”外夷”的炮火之下，清军虽然不乏勇敢作战、坚决抗敌的将士，但还是一败再败，结果在两次鸦片战争中都被迫签订屈辱条约，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

面对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林则徐、魏源等有识之士首先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但是并没有得到多少人的响应。

咸丰末年，冯桂芬写了《校邡庐抗议》一书，提出应仿行西法，革除中国传统政治的各种弊端，并在书中将自己的详细观点和建议一一列明。书成之后，冯桂芬送了一本给曾国藩。当时曾国藩正任两江总督：他也正在寻找救国之路。曾国藩敏锐地观察到时局已经在发生天翻覆地的变化，“时势日艰”的日子已经到来，因此感叹“天道五十年一变，国之运数从之”。当他看到冯桂芬的书后，连称是一本好书，不过又认为虽是“名儒之论”，但书中所提出来的主张却多数难以实行。

清军在两次烟片战争中的惨败，使曾国藩体会到了洋枪洋炮的厉害，于是在借助洋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同时，他也在思考着将来对付洋人的法子。当时，清朝内部有许多人提出购买外国的火轮船镇压太平军，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并从英国购买了7艘轮船，打算“先以火轮兵船扫清江面，即以炸炮、火箭等器用攻坚城”。对此，曾国藩也持赞成意见，但是他又认为应该将目光放得更长远一些，主张购买外国武器不仅是要镇压太平军，还应该保卫海上安全。他在同治元年（1862）的一件奏折中说：“购买外国船炮，近以剿办发逆，远以巡哨重洋，实为长驾远驭第一要务。”从这件奏折中，我们可以知道，曾国藩是将抵御外侮与镇压起义军相提并论的。

在另一封信中，曾国藩更加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这一思想：购买洋船之议始于咸丰十一年五月之杪，国藩于七月十八日复奏，称为救时第一要务，盖不重在剿发逆，而重在陆续购买，据为已有，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持。

在这封信中，曾国藩清楚地说明了自己的意见就是重在使“英法亦渐失其所持”，购买之后招募能工巧匠模仿制造，而将镇压太平天国的任务放在了次要位置。

可见，从这时开始，曾国藩心中就在想着如何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事情，而这是同时代的其他人还没有思考到的。

同治元年（1862），曾国藩就在安庆设立军械所，这是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的第一次尝试。曾国藩将注意力放在了制造轮船上面。当安庆军械所刚一创办，他就任命幕客徐寿、华蘅芳试造轮船。当徐、华终于造出一艘还不怎么完整的轮船——”黄鹄号”时，曾国藩欣喜异常，在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主，彼不能傲我有其所不知矣!”

三年后，由李鸿章主持的江南制造局在上海高昌庙创立。这时，太平军已被镇压下去，曾国藩已经认识到民族矛盾正成为主要社会矛盾。他在给李元度的信中说：“目下中外之患自以洋务为最巨”，因此有必要采取措施，以应对将来的外患。为了支持江南制造局，曾国藩多次拨款给制造局，并于1867年制造出一艘轮船，曾国藩亲自取名为“恬吉号”。

为了学习外国先进技术，曾国藩还专门聘请外国工程师和工匠指导中国人，又派专人编译图书，翻译有关制造机械船炮的外文书。而另一个更女的举措则是派遣留学生出国，首开中国留学之风潮。可以说当时国内各地之所以对西学开始有所了解，不能不归功于曾国藩等人的先倡之风。

高明处世，精明做人

为官从政者除了需要晓明大体之外，还应该做到忠于君事，明察秋毫，为百姓排忧解难；当然，在适当的时候还应该聪明机敏，明哲保身。作为一代理学大师，曾国藩继承了儒家“爱”、“仁”的思想，对百姓疾苦非常关心。他说道：“设官为民，官不为民，余所痛恨。”他了解民瘼、体恤民情，为此不惜犯颜直谏，多次上书反映民情。例如咸丰初年，曾目藩的《应诏陈言书》、《议汰兵疏》、《备陈民间疾苦疏》等就是针对民间疾苦而作的。

不可否认的是，尽管曾国藩为了自己所尽忠的封建王朝，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双手沾满了鲜血，但是他另一方面又能够体恤民情，希望采取措施解救处于困境中的老百姓。因此，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和咸丰元年（1851），曾国藩曾先后两次提出设立“义田”和“社仓”，来救济贫苦乡民，并率先在家乡捐银救济贫民。

虽然曾国藩努力提倡为官者要尽忠为国，治理地方时应该明察秋毫，他本人在湖南也曾以整顿吏治、惩杀贪官污吏而令人胆战心惊。但是，在前途莫测的封建官场上，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将来会是什么样的，因此曾国藩在提倡尽忠的同时，又时不时地做着急流勇退、明哲保身的打算。他说：

大抵处事应该以“明”字为第一要义。“明”字有两重含义，一是高明，二是精明。同处在一个地方，但是登上高山的人只能看到遥远的地方，而登上城楼的人只能看到眼前空旷的地方，这就是“高明”；对于同一件东西，凭主观臆测的人，不如用工具测量的人准确，眼力好的人也不如用尺子量的精确，这就是“精明”。大凡高明之人，应该收敛锐气，降抑心志，使自己达到平实的心态，这可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如果对于每件事情都能够精益求精，对其轻重长短能够做到一丝不差，那么就可以达到稳重踏实的境界，进而达到平和的境界。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于自己的处境十分清楚，因而时时提醒自己要注意官场险恶，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卷进政治斗争的漩涡。这一点从曾国藩下面的行动就可以看出来。

当湘军主力正攻打天京外围的时候，对许多人来说，这正是曾国藩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但是这让曾国藩反而惴惴不安，思考着自己应该寻找退路了。因此在同治元年（1862）秋冬之际，湘军在攻打雨花台时，曾国藩就想上书辞去两江总督及钦差大臣职，只是由于曾国荃的反对而作罢，但是他仍决定在两者中辞去一职，以示自己不敢贪恋权位。当天京攻破，有人“劝进”时，曾国藩断然决定裁撤湘军5万人。

这种种迹象表明，曾国藩是一个深知官场权术之人，知道在什么时候放权，以求保全身家性命。这正如他所说的：“宦途险恶，在宫一日，即一日在风波之中，能妥贴登岸者，实不易矣。”

其实，像曾国藩这样明哲保身的人在任何时代都不乏其人，而这也正是环境的强制迫使他们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如隋朝初年的梁睿就是这样一位得以享受天年的大臣。

梁睿是北周名臣，曾率军平定西川的王谦之乱，使西川的少数民族纷纷归附，一时声望如日中天。这时北周的政权已经由隋国公杨坚控制，北周已名存实亡。由于梁睿功高勋著，杨坚对他十分忌惮，但粱睿却一无所知。这时，朝廷大臣薛道衡从军到蜀，暗中告诉梁睿应带头劝进杨坚登基称帝。梁睿这才恍然大悟，照计行事，果然使杨坚解除了对他的嫌疑。隋朝建立后，梁睿深受杨坚宠遇。但是粱睿知道功高震主的道理，对于杨坚的宠遇深感不安，于是屡次上书要求回京。与此同时，梁睿又故意在西川收受贿赂，以表示自己胸无大志，不足以成大业，让杨坚不再猜忌自己。后来，梁睿终于被杨坚批准回京，还得到了奖赏。

回到京城后，粱睿一直闭门谢客，不与外界往来。这时，有人上书揭发梁睿在西川收受贿赂的事，认为朝廷对粱睿行赏不合理。粱睿知道此事后，上表自责，请大理寺按律处置自己。梁睿的举动引起了隋高祖杨坚的注意，杨坚理解了梁睿的苦衷，不仅没有处置粱睿，相反还厚加抚慰，不再追究。就是靠着这种明哲保身的处世态度，梁睿才得以保住性命。相反，那些不知道如何保身的北周降臣，后来大多数都被杨坚以各种借口杀了头。

君子贵于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