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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曾国藩的明识晓义之道（第3页）

曾国藩认为，做人要有自知之明，应严格要求自己，以达到知晓天命的境界。

曾国藩非常重视个人身心的修养，认为做人不仅要看到自己的长处，更要看到自己的短处，而且对自己的短处要勇于向别人承认。他给曾国荃的信中就说：“弟谓余用人往往德有余而才不足，诚不免此弊，以后当留心惩改。”尤其到了晚年，曾国藩更是不放松对自己的检点，常以一种自责的心态来要求自己，体现出严格的自律精神。

为了完善自我，曾国藩从早年就开始注意结交名家，从严要求自己，使自己向更加高明者看齐。大理寺卿唐鉴是当时理学重要代表人物，曾国藩结识他以后，经常向他请教，并写信告诉友人说：“我最初治学，不知根本；自从认识了唐镜海先生，才算从他那里学到了一点学问的门径”；“听了唐先生的话，我就像瞎子见了光明一样”。

晚清时期的另一位著名理学家倭仁，是曾国藩极为尊崇的人物。

倭仁每天从早到晚，言行饮食，都有札记；凡是自己的思想行为有不合乎义理的地方，都要记下来，以期自我纠正。为了学习倭仁，曾国藩也同样行事：每天将自己的意念和行为都记下来，以便随时检点自己；为自己规定十二条课程，每天照此执行；将所写笔记定期送倭仁批阅。

此外，当时京师还有许多名流学者，曾国藩与他们也都倾心结识，学习他们的长处。如何绍基擅长书法诗词，使曾国藩一生都很重视写字和做诗。吴嘉宾学有专长，告诉曾国藩治学应专攻一门，就像挖井一样，与其浅挖许多井而不见水，还不如专挖一口井而见到水。曾国藩对此见解非常佩服，写信给几位弟弟说：“读经要专守一经，读史则专熟一代……诸子百家，但当读一人专集，不应东翻西阅。一集还没有读完，就绝不换读他集。”

由于这些人的砥砺和影响，曾国藩逐渐养成了沉稳凝重的个性，不论遇到什么事都能够从容不迫，应对自如。最后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指挥于军万马，总控全局，终于以战胜疆场换得了“功名”。

在曾国藩看来，修身养性的最高境界就是知晓天命，因而他总是以此来要求自己，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进入这一境界，并以此来教育子女。他在给长子曾纪泽的信中说：“君子之道，以知命为第一要务，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在日记中他也多次提到要以知晓天命来要求自己：

圣人之不可及处，在尽性以至于命。近来因眼蒙，常有昏聩气象，计非静坐，别无治法，因作一联以自警云：“一心履薄临深，畏天之鉴，畏神之格；两眼沐日浴月，由静而明，由敬而强。”

其中意味，已经不仅局限“明”字了。

“明”可学而达之

曾国藩在致喻吉三的信中写道：“明”字甚不易学，必凡事精细考究，多看、多做、多问、多想，然后渐渐成个“明”字。体悟”明”字的精妙之处，这是一般人所难以做到的。与其他字诀不同，“明”字在很大意义上不是仅靠个人后天努力培养就能达到的，因此也最是难学难精。

曾国藩对此深有体会，他对部将喻吉三说，”‘明’字甚不易学”，甚至将“明”字归于天生。咸丰九年（1859）七月二十七日，他对礼前礼后营游击杨镇魁说：“带兵之道，廉、明、勤三者缺一不可……明则是非不淆，赏罚公道；勤则营务整顿，在下之人，自不敢懒惰废弛。此三者，‘明’字不可强而至，‘廉’字、‘勤’字，则勉强做得到的。”不久，九月三十日，他又给新任浙江处州镇总兵刘培元写信，告诫说：

“廉明勤慎”四字，刻刻持守，以之为将，则称名将；以之居官，则称名官。纵或事机偶有不顺，而此四字终是可久之道。“廉”“勤”“慎”三宇皆可以人力勉为之，“明”字则须得之于天，不可强为。

因为“明”字最难学，因此曾国藩才将之归为“天生”，其深意在于告诫手下人不可装聪明，装高明。本是平常之人却没有自知之明，认识不到自己的缺点，这是极为可怕的。湘军中的李元度就是认识不到自己不能带兵的缺点，硬是独当一面，屡战屡败，断绝了仕进之途，实在是惨痛的教训。所以曾国藩说：“次青实不能治军……渠亦始终不自知其短。”

曾国藩如此告诫，目的正在于提醒部将，要有自知之明，认识到缺点所在，才能扬长避短。实际上，曾国藩并不迷信“天生聪明”的信条，不知道他的良苦用心者，还会认为他是“宿命论者”，实则不然。曾国藩认为，在自知的基础上，“明”虽难学，却并非不可学。同治二年（1862）二月初八，他给刚刚接任湘前左营副将韵洪德发写信说：

唯“明”之一字，须带有几分天性，然亦可以由人力做去。如事理有不明者，时时向统领、僚友讲求之，退而加以思索，思之不得，仍复再问，各使了然于心然后已。如此日积月累，自觉进益无穷，心境渐几于明白矣。

在这段话中，蕴含着由“谦“，“勤”而生明的道理。不懂之处，不要装懂，此为自知之明；不耻下问，以副将之尊，不惜屈身下问统领、营官、僚友，此为谦，谦则由不知而知，由昧而明；常问多问，日积月累，此为勤能生明。在“勤字诀”中，曾国藩已深入地进行了探究，认为“求明之诀，仍不外从‘勤’字下工夫。”“勤”的内涵，一在于“亲”，二在于“多”，亲即凡事必亲身去做、去听，“多”在于坚持有恒，不可任意而为，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湘军名将中，做事“亲”是共同特点，曾国藩尤其突出。他亲训士兵，亲励将士，亲察地形，亲作文牍奏章，从不假手他人。劳累的固然是自己，得益的也是自己。曾国藩将“亲”字归结为”五到”，咸丰十年（1860）八月初十，他给好友冯卓怀写信说：

办事之法以五到为要。五到者，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也。身到者，如作吏则亲验命盗案，亲巡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探贼地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晰，大条理，小条理，始条理，终条理，理其绪而分之，又比其类而合之也；眼到者，着意看人，认真看公牍也；手到者，于人之长短，事之关键，随笔写记，以备遗忘也；口到者，使人之事，既有公文，又苦口叮嘱也。

其实，通俗地讲，身到即亲身，心到即亲心，眼到即亲眼，手到即亲手，口到即亲口，全面诠释了“亲”字的深刻意蕴。

“五到”之外，又有“四多”，他在给喻吉三的批牍中写道：“明”字甚不易学，必凡事精细考究，多看、多做、多问、多想，然后渐做成个“明”字。

“五到”与“四多”互相祉充，使勤生明成了一个系统的学说。虽然这些都是曾国藩告诫别人的话，却无一不是他亲身体悟所得的智慧精华。其中每一条，他自己都亲身实践，有显著效果，才敢于用来教导下属或朋友。

在曾国藩的日记中，详细地记载了每天行军路程，敌我情况，所办事项，甚至有些琐碎。在一份曾国藩传世文献中有几十页残卷，是他接见别人后记下的有关情况，每人单列一页，从籍贯、出身、年龄、父辈祖辈、业绩、相貌、性格几乎各个方面都有记载，最后加上他自己的按语，判断此人是否可用，或应用何职。这些人中，既有后来位尊权重的朝廷大臣，也有籍籍无名的平凡士子。这类东西原来极多，但大多流失，从现在所有的残本中，也不难发现曾国藩苦心孤诣，勤勉自绳，非常人能及。后人多羡称其精于识人，不知此识人之明，正由此貌似琐碎无聊的小事铢积寸累得来。

曾国藩求“明”方式有时甚至出人意料，咸丰九年（1859）三月初六，他给部将吴廷华的信中说：

“明”之一字，第一在临阵之际，看明某弁系冲锋陷阵，某弁系随后助势，某弁回合力堵，某弁见危先避，一一著明，而又证之以平日办事之勤惰虚实，逐细考核。久之，虽一勇一夫之长短贤否，皆有以识其大略，则渐几于明矣。

作为统兵将帅，手下土兵何止千百，竟要一人一人地详细观察核实，并且要详细记录，这种办法未免有些拙笨。但曾国藩的识人经验确实用这种笨功夫得来。做得多了，经验自然丰富，但在未明之前，却必须用这样的笨功夫。

求明之道，非止”谦”“勤”二字。曾国藩还提过，“由静而明”，“积诚可以生明”。“静”即保持冷静，头脑清醒，心中平和，自然不会犯糊涂，做傻事。凡事三思而行，不冲动，不鲁莽。长期坚持，必然事事明白。聪明人而做糊涂事，大多由于不“静”。

积诚生明，是《中庸》中的话。曾国藩在同治二年（1863）五月初二给芜湖县知县曾化南的批文中说：，

为政首在爱民，此时安抚灾黎，尤须心诚求之。该令慈祥有余，尚宜从“明”字上加功。积诚可以生明，积勤亦可以生明。

“明”则明于是非，办事公平。心中有一”诚”字，毫无偏袒欺诈，凡事从公正的立场上考虑，很少会受外界因素干扰，就使公平得到了保证，所以古人说“公生明”。如果心中有私，即使此人如何聪明，也无法做到公平。有一奇联上句云：“宋公明赵公明，前公明后不公明”，宋江侠义为怀，以诚化物，以诚待人，故公平无欺，人称及时雨。赵公明则为“钱”字化身，心中已非净土，嫌贫爱富，已在所难免了。

“明”字难学，而它又是为官办事必不可少的因素，甚至是决定性因素。因此曾国藩极其重视，提出了一整套的求明途径。为领导者不可不明，即使是平常人，如果想做好人，办成事，又何尝离得开一“明”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