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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5部分（第1页）

右，宋骁飞觉得文化改革势在必行。宋骁飞与北大校长蔡元培、教育总长严复、参议院议长容闳、司法总长梁启超座谈商议后，决定提前发动历史上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于是，1904年1月15日，中国迎来了两位陌生人：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两位来自西洋的先生，成为中国启蒙运动最深入人心的形象，他们在风雨如晦的暗夜里为国人点亮了耀眼的灯塔，照亮中国人精神黑夜前行的目标和方向。

在宋骁飞的支持下，梁启超主办了《少年中国》新杂志，慷慨激昂地宣誓，德先生和赛先生是新思潮的两大理想，是现代文明的两大目标。宋骁飞还亲自为《少年中国》写了发刊词，其中热情洋溢写道：“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的世界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国民政治。我们物质生活上需要科学，自不待言；就是精神生活离开科学也很危险。科学和民主两者都牵涉一种心力状态和一种行为的习惯、一种生活方式，凡事都应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尊重事实。尊重证据’。道德也应有善恶之分。恶的道德，便是伪道德。譬如封建社会男人的长辫，女人的小脚，都应该统统扔掉！唯有民主和科学才可以救中国，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

梁启超也写了一篇大气磅礴的《少年中国说》，鼓励青少年追求科学和民主：“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彼老朽者何足道？彼与此世界作别之日不远矣，而我少年乃新来而与世界为缘。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其澌亡可翘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一时间，国内舆论为之一新，报纸纷纷主张“以科学代宗教”、“科学的人生观”。一些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人，则被宋骁飞下放到农村住牛棚，包括北大教授辜鸿铭。为了民。主的早日到来，宋骁飞又不民主了一次，对封建**、宗法制度、三纲五常开炮，表达了国家对此次新文化运动的支持。不过，宋骁飞没有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对于一些传统礼仪作了保留，检验的尺度便是人性，凡是符合人性的道德，予以保留和鼓励，比如祭祖的风俗，这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信仰，到了二十一世纪也没改变，这也是孝道文化的一部分，宋骁飞表示认同。

在北京大学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的雕像落成典礼上，天空万里无云，开阔的蓝天下，校园里的白玉兰花飘来阵阵花香，宋骁飞对主席台下的一万多名北京高校的学生发表了《一个自由思考的时代》的演讲，鼓励学生的个性自由，宋骁飞慷慨陈词：

“这个时代最大的痛苦，不是物质的匮乏，而是自由思考精神的丢失，是多数人的沉默或媚俗，是个体的世界得不到承认，是个人无法自由获取知识和追求真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会感到个体精神世界的虚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年轻人，奢谈理想和奋斗。

自由思考，是一种质疑和反思的精神。我们相信，自由思考，是人们精神世界最低层次的需要，就像饿了就需要吃饭，渴了就希望喝水。我们相信，自由思考，是个体意识萌芽的土壤。我们相信，自由思考，是人存在于时空的意义所在。

我们之所以强调自由，是因为自由地获取知识是探索真理的先决条件。我们相信真理，是通过有理性的人自由讨论得到，而不是由某个权威振臂挥出。权威固不可少，但对权威的顶礼膜拜必须打倒。

我们之所以强调自由，是因为我们相信自由是自然普遍的法则。正如每一片红叶，每一丛翠竹，每一点晴霞，只有在自由的山间，才显得如此美丽。

我们之所以强调思考，是因为思考是通向自由王国的必由之路。贫瘠的土地，会产生让人唏嘘不已的悲剧，但精神的荒原，比贫瘠的土地更可怕。

我们之所以强调思考，是因为思考是摆脱精神奴役的必然选择，让每一个人有尊严地活在这个世界上，让每一个人成为他自己，打破世俗或者自己强加给自己的精神枷锁。

自由思考，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反对不代表反动，我们应当允许不同意见存在于这个多样的世界。而且实践证明，历史上许多的进步，都是由反对的声音推动。

自由思考，需要我们进一步实事求是。我们应当回到问题本身，让实践真正成为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那么一切都会改变，一切都不会太远：包括富强、民主、文明的中国。

正是因为自由思考，我们才高举科学和民主的两面大旗，冲破封建思想的束缚。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工商立国是一条康庄大道还是万恶之源，市场在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力量。我们经济的成就，取决于多数人的幸福感。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政。治。改革，是迫在眉睫还是应该循序渐进，而是我们的政府怎样才能更有效率。我们的政府能否给人民提供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能否让公平正义在社会得到伸张，能否让每一个愿意工作的人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能让每一个家庭都有尊严地生活。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传统文化是孕育现代文明还是格格不入。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精神：符合人性，在人格上人人平等，人的价值得以实现。我们的道德，应该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发自内心地接受，而不是靠灌输或者被强迫。”

台下的一万多名学生自发鼓起掌，掌声响遍了整个北大校园，宋骁飞最后总结陈词：“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人性，不使他自由发展。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如同酒里少了酒曲，面包里少了酵母，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社会国家绝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同学们，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所以你们一定要相信民。主，相信科学，相信爱和善的存在，相信人性的善良，终究会战胜邪恶！”

“好！”

“好！”

“好！”

台下一片叫好声，青年学生们热血沸腾。宋骁飞抬手示意他们安静，接着说：“我曾有一个梦想，重做大总统，再造共和国，用坚船利炮、坦克潜艇，守卫“海棠”土，让四万万中国人民都活得有尊严！这个梦想，现在已经基本实现了。我们中国的人口，已经达到五万万人，没有哪一个国家，现在敢随便欺负我们中国人，一切的不平等条约都已经废除，香港、澳门、琉球、库页岛、尼布楚，我们都收回了，美丽的贝加尔湖，也成了中国的‘北海’。但我还有一个梦想，让科学和民主，成为中国人民的信仰，让他们都过上泰西腐朽堕落的生活！这个梦想，就靠同学们了！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我这个梦想，一定能实现！”

就坐在主席台上北大校长蔡元培，也带头鼓起掌来。之后，在同学们的强烈要求下，宋骁飞还和大学生们进行了互动，回答他们的问题。

第　200　章　　与鲁迅对话

ps：

6000字大章表现主角治国的思想，这对理解后面的民主改革比较重要

宋骁飞热情和学生们互动，受到了他们的热烈欢迎，学生们提了很多尖锐的问题，其中，一名叫周树人的学生表现突出，问了很多刻薄的问题，宋骁飞一一作答。后来，宋骁飞才知道，此人就是历史上的鲁迅。鲁迅当时还不满二十三岁，即将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他光溜溜滑滑的皮肤，大大俏皮的眼睛炯炯有神，黄里带白的皮肤，瘦瘦的身体似乎如同大病愈初的病人一样，身穿着光亮的丝绸长袍，衣服上绣着乌篷船的图案，一看就是江浙一带的人。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头发，一根根直直地竖着，没一根是耷拉着的，都那么长，头顶是一片“茂密的森林”，说气话有点像现在的愤青。

鲁迅于1881年八月初三出生，浙江绍兴人，字豫才、豫亭，原名周樟寿，1886年入私塾，从叔祖周玉田先生初诵《鉴略》。1892年正月，鲁迅12岁时，去“三味书屋”跟从寿镜吾先生读书。1898年往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改名为周树人，同年十一月因不满该校乌烟瘴气的校风，愤而辍学，随后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他一贯大胆感言，所以　第　200　章　或怒火，我更喜欢篝火。在黑夜的篝火里，人们可以尽情欢歌热舞，驱散恐惧和邪灵。我喜欢这种感觉，胜过狂躁和烧毁一切的野火。我一直信仰宽容、虔诚、谦虚、爱、理性这些温和的价值观，希望你们年轻人，也喜欢。

你是学哲学的，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要勇于跟两种错误的哲学观作斗争，一种是巫医哲学，就是非理性的哲学，什么气呀，道呀，那些玄而又玄的东西，就值得怀疑。还有现在有一些迎合大众胃口的伪公知，四处煽风点火，一些民粹情绪开始泛滥，这样没头脑的东西，妄图使人们丧失基本理性，我对付这种人，都是直接关到牛棚里面去。　第　200　章　体补补逻辑课。北大现在正准备开设这方面的课程。”

宋骁飞说：“蔡校长说得对。不过中国人的思维矛盾，也正符合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的现实。语言和观念性的东西，本来就只是描述现实的工具。但中国文化自古以来，总是颠三倒四的。这是全民族的失败，我们必须有新的文化。真正把中国人的心灵提高到理性水准，这样才能跟世界对话，不至于愚蠢到再拿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功’去抵挡洋人的洋枪洋炮。

很少有传统知识分子能看到这一点：你面对的社会，是一个个和你一样有血有肉的人组成的，不是你贴标签，就可以随意踩在脚下的小猫小狗。不是你喊几句追求自由和平等的口号，你就思想比别人先进。你就成了正义的化身，就可以打倒批臭甚至消灭别人。这样的社会，只能是暴力泛滥，血流成河。这种事情。发生在十字军的东征，发生在1793年的法国。翻开历史，多少青年人为一些时髦的概念白白牺牲了性命。不少知识分子自己也因此丢了性命。这是全人类的悲哀。无怪乎，有哲人感叹：人类最大的敌人，乃是同类！所以，观念的毒药，只有宽容能解，只有实践才能解。

另外，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一致的宗教信仰，这为不同的声音，多元的文化奠定了基础，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文化，现在在某些知识分子眼里，却变成‘中国人没信仰，思想太乱了’。

还有，文人当政是中国的传统，但是这是个坏传统。文学家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值得赞赏，但是，文学是情感的文学，是巫医哲学的变种。真正的写作，无非就是我笔写我心，写些个人的见闻、体验和思考。并不能找到宇宙的真理，或者人生的意义。再高一点层次，不过是让个体的尊严和灵魂浮出水面，沐浴阳光，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种人真是把天下的牛屁股都吹得性无能了，所以，我们的政府现在的公务员考试，大多是法律常识和逻辑能力考查，不要迂腐或头脑发热的文人。

中国人的思维，总是希望十全十美，希望有天堂。但恰恰忽略了‘最好的人间’。很多人认为现行体制没有效率，这是极其错误的。以马克斯。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分析，现行体制是最有效率的，最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新时代呼唤新的知识分子。当你的思维，与时代发生矛盾时，需要调整自己，与时俱进，而不是抱怨社会，或者躲到书房里，把头像鸵鸟一样埋进故纸堆，把一心想象的黑暗，当成全世界的黑暗；把一己想象的痛苦，当成是全世界的痛苦；把一己想象的不自由，当成全人类的不自由。想象的痛苦，会比真正的痛苦更可怕，因为无法停止和消除；想象的黑暗，会比任何真正的黑暗更黑暗，因为永远见不到阳光。想象的问题，会比任何现实的问题都难以解决，因为根本不存在。”

鲁迅问：“现在搞工商立国、市场经济了，社会上很多人说中国人两眼只盯着钱看，什么都是为了钱，没文化，我很痛苦。”

宋骁飞回答说：“其实，我们需要明白，工业文明本身就是文化，市场本身就是文化。市场经济的社会，是一种以服务换服务的社会，每个人必须有一技之长，为别人做些什么才能生存。合理合法赚钱，是市场经济最高的道德，也是最大的文化。

我到美国访问，参观过许多工厂，比如汽车公司，可乐公司，每次参观完，都很感慨，生产设备和流水线让人惊叹，工业文明，哪一个螺丝，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但工业文明，还真不是一群道德家和文学家能创造的。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真正有理念的企业家。

中国几千年来重农抑商，很少有传统的知识分子会意识到，从一个农业社会发展到现代工业社会，中国传统文化急需补上商业伦理的短板。很多传统知识分子。感叹中国人现在没有文化追求，大家都只忙着挣钱，认为挣钱跟精神追求水火不容，这跟传统的‘无商不奸’思维一脉相承。其实美国人当年也被欧洲人嘲笑为没文化。基本上没有什么诗人。但是。之后的两百年。美国人用行动证明了：在实践中产生的文化，比任何传统知识分子头脑中的抽象的文化更有生命力。商业伦理本身就是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部分。契约精神，等价交换，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背后的精神。就是为别人服务，背后就是自由、平等。

每个人都喜欢根据想象，去理解和认识这个世界。而一个人要走向成熟，必须扯破这道藩篱。一个社会也是如此。新时代，需要新的文化。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没有哪一种外来的文化，能取代中国以伦理为本位的传统文化，历史上。佛教也好，基督教也好，元代蒙古和满清的文化，近代西方的各种思潮。都没有也不可能取代，因为文化本身就是一系列人的观念、习俗和社会环境相适应的产物。二战后美国占领日本后，都不敢轻易改变日本的文化。现在和平时期，更不可能有谁能改变中国的文化。所以，我们要